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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道士封公的历史奇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道士作为宗教人士，通常不参与世俗政治，也不担任世俗官职，更不获得爵位。然而，在唐代，由于皇室尊崇道教，道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些著名的道士甚至获得了官职和爵位。叶法善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先天二年（713年），叶法善被唐玄宗拜为鸿胪卿，封越国公。鸿胪卿是唐代九卿之一，官阶为从三品；越国公是唐代最高的爵位之一，只有皇亲国戚和开国功臣才能获得。叶法善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获得如此高的官职和爵位，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堪称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个奇观。

然而，关于叶法善”越国公”封号的具体情况，如受封的时间、原因、仪式、待遇等，正史记载非常简略，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旧唐书》本传仅称”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新唐书》本传亦仅言”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都没有详细记载叶法善受封的具体情况。这一历史奇观背后的制度背景和政治内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等正史和典章制度文献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越国公”封号进行系统的考据和研究，探讨唐代道士爵位制度的形成背景、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历史地位和唐代道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二、唐代爵位制度概述

要理解叶法善”越国公”封号的历史意义，首先必须了解唐代的爵位制度。唐代的爵位制度是在继承隋代爵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唐代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唐六典》和《通典》的记载，唐代的爵位分为九等，从高到低依次为：王（正一品）、郡王（从一品）、国公（从一品）、郡公（正二品）、县公（从二品）、县侯（从三品）、县伯（正四品上）、县子（正五品上）、县男（从五品上）。其中，王和郡王通常只授予皇亲国戚，国公及以下爵位则可以授予功臣和高级官员。

国公是唐代爵位制度中的第三等，官阶为从一品，地位非常崇高。在唐代，获得国公爵位的人通常是开国功臣、平定叛乱的大将、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高级官员等。例如，唐朝开国功臣中，被封为国公的有赵国公长孙无忌、河间王李孝恭、莱国公杜如晦、郑国公魏征、梁国公房玄龄、申国公高士廉、鄂国公尉迟敬德、卫国公李靖、宋国公萧瑀、褒国公段志玄、夔国公刘弘基、蒋国公屈突通、勋国公殷开山、谯国公柴绍、邳国公长孙顺德、郧国公张亮、陈国公侯君集、郯国公张公瑾、卢国公程咬金、永兴公虞世南、邢国公刘政会、莒国公唐俭、英国公李勣、胡国公秦叔宝等，这些都是唐朝开国的著名功臣。

唐代的爵位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还伴随着相应的经济待遇和政治特权。获得爵位的人可以享有食邑，即从指定的封户中收取赋税作为俸禄。国公的食邑通常为三千户，实际可收取的赋税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此外，获得爵位的人还可以在朝廷中担任高级官职，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爵位还可以世袭，传给子孙后代，使家族能够长期保持显赫的地位。

在唐代，爵位的授予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皇帝下诏封爵后，需要举行隆重的封爵仪式，由礼部主持，百官参加。受封者需要接受皇帝赐予的印绶、册书、礼服等，然后向皇帝谢恩。封爵仪式结束后，受封者正式获得爵位，开始享有相应的待遇和特权。

三、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时间和背景

关于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时间，《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本传都明确记载为”先天二年”。先天是唐玄宗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先天元年（712年）八月至先天二年（713年）十一月。因此，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时间应该是先天二年，即公元713年。

需要指出的是，先天二年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七月，唐玄宗发动了”先天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彻底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唐中宗和唐睿宗的妹妹，在中宗、睿宗朝拥有很大的权力。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唐玄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公主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唐玄宗。唐玄宗先发制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长期的政治动荡，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时间正好是先天二年，也就是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彻底掌握朝政大权的那一年。这一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如前所述，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就与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玄宗即位后，叶法善继续支持唐玄宗，在先天政变中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唐玄宗在彻底掌握朝政大权后，对在政变中支持他的功臣进行了封赏，叶法善作为其中之一，被拜为鸿胪卿，封越国公。

因此，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政治背景，是他在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中支持唐玄宗、为李唐复辟和唐玄宗亲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唐玄宗封叶法善为越国公，既是对他个人贡献的肯定和回报，也是为了通过尊崇道教和著名道士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提高李唐皇室的正统地位。

四、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原因分析

叶法善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获得越国公的爵位，这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封叶法善为越国公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叶法善在政治上对唐玄宗的支持和贡献。如前所述，叶法善在中宗朝就与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建立了联系，并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玄宗即位后，叶法善继续支持唐玄宗，在先天政变中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叶法善在政治上对唐玄宗的支持和贡献，是他受封越国公的最主要原因。唐玄宗封叶法善为越国公，是对他政治贡献的肯定和回报。

第二，叶法善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叶法善是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在道教界和社会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他擅长符箓驱邪、治病救人、炼丹养生，深受皇室和百姓的尊崇。唐玄宗封叶法善为越国公，可以借助叶法善的宗教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提高李唐皇室的正统地位。同时，这也是唐玄宗崇道政策的重要体现，通过尊崇著名道士来推动道教的发展。

第三，叶法善与唐玄宗之间的密切个人关系。叶法善与唐玄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做临淄王时期，两人交往了近二十年，彼此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信任。唐玄宗尊叶法善为”帝师”，经常向他请教道术和政治问题，对他非常信任和尊崇。叶法善对唐玄宗也非常忠诚，在开元盛世中尽心尽力地辅佐唐玄宗。两人之间超越君臣的个人情谊，也是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唐代崇道政策的制度环境。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崇道的朝代之一，皇室尊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大力扶持道教的发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道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些著名的道士获得官职和爵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正是唐代崇道政策的产物和体现。如果没有唐代崇道的制度环境，叶法善作为一个道士是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爵位的。

第五，叶法善个人的品格和才能。叶法善不仅道法高深，而且品格高尚，为人正直，淡泊名利，深受皇室和百姓的尊敬。他在宫廷中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历经五朝，始终保持着道士的本色，不参与权力斗争，不追求功名利禄，这种品格在唐代宫廷中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叶法善博学多才，精通《周易》《道德经》《庄子》等经典，在道教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叶法善个人的品格和才能，也是他能够获得唐玄宗信任和尊崇、受封越国公的重要原因。

五、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待遇和特权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享有唐代国公级别的待遇和特权。虽然由于叶法善道士身份的特殊性，他可能没有完全享有国公的所有待遇和特权，但从现有史料来看，他至少享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待遇和特权：

第一，官职和官阶。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同时，还被拜为鸿胪卿。鸿胪卿是唐代九卿之一，官阶为从三品，负责外交和礼仪事务。虽然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叶法善仍然以道士的身份活动，不实际处理鸿胪寺的事务，但这一官职使他正式进入了唐代官僚体系，享有相应的俸禄和待遇。此外，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还追赠他为越州都督，官阶为从二品，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官阶和地位。

第二，食邑和经济待遇。按照唐代爵位制度，国公的食邑通常为三千户。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应该也享有相应的食邑和经济待遇。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叶法善食邑的具体户数，但从他受封越国公这一事实来看，他应该享有了国公级别的食邑和经济待遇。此外，唐玄宗还赐予叶法善大量的金帛、土地和奴仆，这些都构成了叶法善的经济来源。

第三，政治特权和社会地位。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享有国公级别的政治特权和社会地位。他可以在朝廷中担任高级官职，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可以穿着国公级别的礼服，参加朝廷的重大典礼；可以在宫廷中自由出入，与皇帝和百官交往。叶法善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道士之一。

第四，道教事务的主导权。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在道教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主导权。他作为内道场的首席道士和”帝师”，负责主持宫廷中的各种道教仪式，参与道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管理宫廷中的道士和道观。叶法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道教的发展，培养道教人才，整理道教经典，对唐代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身后哀荣和家族荣誉。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不仅个人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的家族也因此获得了荣誉。叶法善的父亲叶慧明被追赠为歙州刺史，祖父叶国重也获得了追赠。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追赠他为越州都督，亲撰碑文纪念他，赐谥”道德真人”，命归葬括苍卯山。这些身后哀荣，不仅是对叶法善个人的肯定，也为他的家族带来了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叶法善道士身份的特殊性，他可能没有完全享有国公的所有待遇和特权。例如，他可能没有实际管理封户、收取赋税，而是由朝廷赐予金帛作为替代；他可能没有实际担任鸿胪卿的职务，而是以道士的身份在宫廷中活动；他的爵位可能也没有世袭，因为他的后代没有继承越国公的爵位。这些都是叶法善道士身份带来的特殊性，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六、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历史意义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不仅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唐代道教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标志着唐代道士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叶法善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获得越国公的爵位，这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标志着唐代道士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代以前，道士通常被视为方外之人，不参与世俗政治，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唐代由于皇室尊崇道教，道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叶法善受封越国公便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此后，唐代还有一些著名道士获得了官职和爵位，但都没有超过叶法善的地位。

第二，体现了唐代道教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是唐代道教与政治密切结合的产物和体现。唐代皇室尊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利用道教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提高皇室的正统地位。同时，道士也利用皇室的尊崇来推动道教的发展、提高道教的社会地位。叶法善作为唐代最著名的道士之一，通过在政治上支持唐玄宗，获得了越国公的爵位，进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道教的发展。这种道教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是唐代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推动了唐玄宗崇道政策的实施。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作为唐玄宗的”帝师”和内道场的首席道士，积极推动唐玄宗崇道政策的实施。他参与了唐玄宗时期许多重要的道教活动，如尊老子、建道观、设道举、注《道德经》等，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提高了他在道教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他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崇道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道教在开元盛世中的鼎盛发展。

第四，促进了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促进了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唐玄宗亲撰《叶尊师碑》纪念叶法善，封他为越国公，尊他为”帝师”，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叶法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叶法善仙逝后，民间逐渐形成了对他的信仰和崇拜，他被尊为道教天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叶法善的庙宇和塑像。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与他受封越国公、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

第五，为后世研究唐代道士爵位制度提供了重要个案。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是唐代道士爵位制度的一个典型个案，为后世研究唐代道士的官职和爵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通过对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唐代爵位制度的具体内容、道士获得官职和爵位的途径和条件、道士爵位与世俗爵位的异同、道士爵位制度的历史意义等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唐代的官僚制度、宗教政策和政治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七、结语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是唐代道教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在发动先天政变、彻底掌握朝政大权后，封叶法善为越国公，拜鸿胪卿。叶法善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获得如此高的官职和爵位，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他在政治上对唐玄宗的支持和贡献，也包括他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与唐玄宗之间的密切个人关系、唐代崇道政策的制度环境，以及他个人的品格和才能。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叶法善成为唐代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国公爵位的道士。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后，享有唐代国公级别的待遇和特权，包括官职和官阶、食邑和经济待遇、政治特权和社会地位、道教事务的主导权、身后哀荣和家族荣誉等。当然，由于叶法善道士身份的特殊性，他可能没有完全享有国公的所有待遇和特权，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唐代道士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体现了唐代道教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推动了唐玄宗崇道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后世研究唐代道士爵位制度提供了重要个案。

通过对叶法善”越国公”封号的系统考据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历史地位和唐代道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叶法善研究中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唐代的爵位制度、宗教政策和政治文化，以及道教在唐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叶法善受封越国公这一历史奇观，虽然在后世没有被复制，但它所反映的唐代崇道的时代精神和道教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历史特征，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道教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个案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宝贵的资料。

一、引言：开元盛世与道教鼎盛

先天元年（712年），唐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彻底掌握了朝政大权。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改革弊政，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在开元盛世中，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鼎盛时期，道教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唐玄宗是唐代最崇道的皇帝之一，他对道教的尊崇和扶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皇帝。他尊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在全国各地广建玄元皇帝庙；设立崇玄学，开道举，将道教经典纳入科举考试；亲注《道德经》，颁布天下，令士庶家藏一本；征召著名道士入京，供奉道术，参与宫廷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在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下，道教在开元盛世中达到了发展的顶峰，成为唐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与唐玄宗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被唐玄宗尊为”帝师”，封越国公，在开元盛世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叶法善在玄宗朝的具体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正史记载仍然比较简略，学术界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在玄宗朝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在开元盛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与叶法善的地位

要理解叶法善在玄宗朝的政治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以及这一政策下叶法善的地位。唐玄宗的崇道政策是多方面、系统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老子为”大圣祖”。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多次追尊老子，最终在天宝八年（749年）尊老子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又加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将老子视为李唐皇室的祖先，通过尊老子来神化李唐皇室的统治，提高道教的地位。

第二，广建道观和玄元皇帝庙。唐玄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道观和玄元皇帝庙，仅长安城内就新建了太清宫、兴唐观、金仙观、玉真观等著名道观。在各州郡也都建立了玄元皇帝庙，供奉老子像，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这些道观和庙宇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设立崇玄学，开道举。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下令在国子监设立崇玄学，教授《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次年，又设立道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道教人才，考试合格者可以授予官职。道举制度的设立，使道教经典正式纳入了科举考试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

第四，亲注《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颁布天下，令士庶家藏一本。唐玄宗的《道德经御注》是唐代道教理论的重要成果，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征召著名道士入京。唐玄宗经常征召全国各地的著名道士入京，供奉道术，参与宫廷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叶法善、司马承祯、张果、罗公远、邢和璞等著名道士都曾被征召入京，受到唐玄宗的尊崇和礼遇。

在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下，叶法善的地位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先天二年（713年），也就是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彻底掌握朝政大权的那一年，叶法善被拜为鸿胪卿，封越国公。鸿胪卿是唐代九卿之一，官阶为从三品；越国公是唐代最高的爵位之一，只有皇亲国戚和开国功臣才能获得。叶法善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获得如此高的官职和爵位，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充分表明了唐玄宗对叶法善的高度重视和尊崇。

除了官职和爵位外，唐玄宗还给予了叶法善其他许多特殊的礼遇。他尊叶法善为”帝师”，经常向他请教道术和政治问题；赐予叶法善大量的金帛、土地和奴仆；下令扩建景龙观，作为叶法善的修道场所；允许叶法善在宫廷中自由出入，主持各种道教仪式。这些特殊的礼遇，使叶法善成为开元盛世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士，也使道教在唐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叶法善在玄宗朝的主要活动

关于叶法善在玄宗朝的具体活动，正史记载比前几朝稍多，但仍然比较简略。通过各类史料的钩沉，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叶法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轨迹。

第一，主持宫廷斋醮和宗教仪式。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和唐玄宗的”帝师”，经常主持宫廷中的各种斋醮和宗教仪式。唐玄宗时期，宫廷中的道教活动非常频繁，如为皇帝祝寿、为国家祈福、为皇室成员治病消灾、为战争胜利祈祷、为老子诞辰举行庆典等。叶法善作为内道场的首席道士，自然是这些活动的主要主持者。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玄宗朝”凡朝廷有大斋醮，必命师主之，礼仪详备，帝甚嘉之”。

第二，为唐玄宗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叶法善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这是他在宫廷中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唐玄宗晚年身体不好，经常患病，叶法善多次为他治病消灾。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唐玄宗曾患重病，太医久治不愈，叶法善用符箓和丹药为他治疗，很快便痊愈了。唐玄宗非常感激，对叶法善更加信任和尊崇。此外，叶法善还经常为皇后、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在皇室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三，参与炼制丹药。唐玄宗晚年追求长生不老，对炼丹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征召著名道士为他炼制丹药。叶法善擅长炼丹术，自然参与了唐玄宗的炼丹活动。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曾在宫内道场为唐玄宗炼制”九转金丹”，历时三年而成，唐玄宗服用后感觉身体强健，非常高兴。虽然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叶法善参与唐玄宗的炼丹活动应该是历史事实。

第四，劝谏唐玄宗抑制佛教。唐玄宗时期，佛教也有很大的发展，佛道之间的斗争仍然比较激烈。叶法善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自然站在道教一边，劝谏唐玄宗抑制佛教、尊崇道教。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叶法善”雅不喜佛法，常言于帝，请抑之”。唐玄宗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叶法善的建议，但在他的影响下，对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如淘汰僧尼、限制佛寺建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佛教的过度发展。

第五，参与政治决策。叶法善作为唐玄宗的”帝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发挥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决策。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唐玄宗”常召师入内，与论时政，师所言多合帝意，帝甚重之”。叶法善经常向唐玄宗进言，提出政治建议，这些建议大多被唐玄宗采纳。虽然叶法善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力，但他通过对唐玄宗的个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决策。

第六，归乡修道与冲真观的建立。开元五年（717年），叶法善以百岁高龄奏请归乡，唐玄宗准奏。他回到括苍故里，将故宅改置为道观，取名”宣阳观”，作为修道授徒之所。叶法善在归乡期间，不仅在宣阳观修道授徒，还云游了括苍地区的道教名山，拜访了当地的道士，推动了括苍地区道教的发展。开元八年（720年），叶法善在长安景龙观仙逝，享年一百零五岁。

四、叶法善与唐玄宗的个人关系

叶法善与唐玄宗之间的个人关系，是理解他在玄宗朝政治地位的关键。从各类史料的记载来看，叶法善与唐玄宗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唐玄宗对叶法善非常信任和尊崇。

第一，长期的交往和了解。叶法善与唐玄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做临淄王时期。如前所述，在中宗朝，叶法善就与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建立了联系，并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隆基即位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从临淄王时期到开元八年叶法善仙逝，两人交往了近二十年，彼此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信任。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是两人之间密切关系的基础。

第二，”帝师”的特殊身份。唐玄宗尊叶法善为”帝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在中国古代，”帝师”是皇帝的老师，地位非常崇高，能够对皇帝的思想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叶法善作为唐玄宗的”帝师”，不仅向唐玄宗传授道术和养生之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玄宗的政治思想和决策。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叶法善在玄宗朝具有了超越一般道士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唐玄宗对叶法善的高度信任。唐玄宗对叶法善非常信任，不仅在宗教事务上依赖他，在政治事务上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唐玄宗”凡有大事，必与师谋之，师所言无不用”。这种高度的信任，使叶法善能够在玄宗朝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当然，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唐玄宗对叶法善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叶法善对唐玄宗的忠诚和辅佐。叶法善对唐玄宗非常忠诚，在开元盛世中尽心尽力地辅佐唐玄宗。他不仅为唐玄宗治病消灾、祈福延寿，还在政治上给予唐玄宗支持和建议。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玄宗朝”常以帝王之道、养生之术谏帝，帝甚嘉之”。叶法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唐玄宗推荐了一些贤能之士，对开元盛世的政治清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五，超越君臣的个人情谊。叶法善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君臣关系，更有着超越君臣的个人情谊。唐玄宗比叶法善小近七十岁，他对叶法善既有君臣之间的尊重，也有晚辈对长辈的敬爱。叶法善对唐玄宗则既有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也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这种超越君臣的个人情谊，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深厚。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闻之，悲恸久之，辍朝三日，亲撰碑文以纪念之”。这种深厚的个人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五、叶法善在玄宗朝的政治影响

叶法善在玄宗朝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力，但由于他与唐玄宗的密切关系和”帝师”的特殊身份，仍然对开元盛世的政治和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对唐玄宗崇道政策的推动。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和唐玄宗的”帝师”，对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经常向唐玄宗进言，建议尊崇道教、抑制佛教，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玄宗的宗教政策。唐玄宗时期道教的鼎盛，与叶法善等宫廷道士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第二，对宫廷政治的间接影响。叶法善虽然不直接参与朝政，但他作为唐玄宗的”帝师”，经常在唐玄宗身边服务，有机会对唐玄宗的决策产生间接的影响。他向唐玄宗提出的政治建议，大多被采纳，对开元盛世的政治清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叶法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唐玄宗推荐了一些贤能之士，对开元年间的人才选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对道教发展的重要贡献。叶法善在玄宗朝作为内道场的首席道士和”帝师”，积极推动道教的发展。他不仅自己修道授徒，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还参与了道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对唐代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叶法善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为道教争取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推动了道观的建设和道教活动的开展。

第四，对后世宫廷道士制度的深远影响。叶法善在玄宗朝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宫廷道士模式：以道术服务皇室，以品格赢得信任，以”帝师”身份参与政治，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但间接的影响。这一模式为后世的宫廷道士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对唐代宫廷道士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对叶法善民间信仰形成的推动。叶法善在玄宗朝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唐玄宗亲撰《叶尊师碑》纪念叶法善，封他为越国公，尊他为”帝师”，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叶法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叶法善仙逝后，民间逐渐形成了对他的信仰和崇拜，他被尊为道教天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叶法善的庙宇和塑像。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与他在玄宗朝的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

六、叶法善的仙逝与身后哀荣

开元八年（720年）六月三日，叶法善在长安景龙观仙逝，享年一百零五岁。关于叶法善仙逝的经过，《唐叶真人传》有详细的记载：”开元八年六月三日，真人于景龙观忽谓弟子曰：’吾将去矣。’遂沐浴更衣，焚香端坐，羽化而逝。是日，有白云自观中出，盘旋久之，乃向西而去，见者皆异之。”这段记载虽然带有浓厚的道教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叶法善仙逝时的安详和庄严。

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给予了他极高的身后哀荣。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赠越州都督”。越州都督是唐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之一，官阶为从二品，这一封号进一步提高了叶法善的地位。此外，唐玄宗还”亲撰碑文”，为叶法善撰写了《大唐故鸿胪卿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简称《叶尊师碑》），详细记载了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道德文章，表达了对叶法善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唐玄宗亲撰碑文，这在唐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唐玄宗对叶法善的尊崇和怀念。

除了赠官和立碑外，唐玄宗还下令将叶法善的遗体归葬括苍故里。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仙逝后，”帝命弟子仲容等奉丧归葬括苍卯山，赐谥曰’道德真人'”。叶法善的遗体被运回括苍，安葬在卯山叶氏家族墓地，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唐玄宗还赐叶法善谥号为”道德真人”，这是道教中最高的谥号之一，进一步肯定了叶法善在道教史上的地位。

叶法善仙逝后，他的弟子和道教信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祭祀活动。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的葬礼”自长安至括苍，沿途百姓皆设祭，哭声载道”。叶法善安葬在卯山后，当地百姓和道教信众纷纷前来朝拜，卯山逐渐成为道教圣地和叶法善信仰的中心。此后，历代都有修缮卯山道观和祭祀叶法善的活动，叶法善的信仰和崇拜在浙西南地区绵延千年，至今不衰。

七、结语

叶法善在玄宗朝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八年（712—720年）。在这八年中，他被唐玄宗尊为”帝师”，封越国公，拜鸿胪卿，地位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他主持宫廷斋醮和宗教仪式，为唐玄宗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参与炼制丹药，劝谏唐玄宗抑制佛教，参与政治决策，归乡修道建立冲真观，在开元盛世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法善与唐玄宗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有着”帝师”与弟子、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深厚情谊。叶法善以其高深的道法、卓越的智慧、忠诚的品格和淡泊的态度，赢得了唐玄宗的高度信任和尊崇，成为开元盛世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士。

叶法善在玄宗朝的活动，不仅使他个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也对唐代道教的发展和开元盛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推动了唐玄宗的崇道政策，促进了道教在开元盛世中的鼎盛发展；他以”帝师”的身份参与政治，对开元盛世的政治清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推动了道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他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开元八年（720年），叶法善在长安景龙观仙逝，享年一百零五岁。唐玄宗给予了他极高的身后哀荣，赠越州都督，亲撰碑文，赐谥”道德真人”，命归葬括苍卯山。叶法善的一生，历经隋末唐初到盛唐的历史时期，见证了唐代从立国到鼎盛的全过程，是唐代道教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玄宗朝的活动，为他辉煌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唐代道教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通过对叶法善在玄宗朝政治关系的系统考据和梳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士的政治角色。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叶法善研究中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开元盛世的政治与宗教，以及道教在唐代鼎盛时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一、引言：李唐复辟的历史转折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人联合禁军将领，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恢复了李唐国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龙政变”。神龙政变结束了武则天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恢复了李唐皇室的正统地位，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中宗复位后，朝政混乱，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景龙四年（710年）六月，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临朝称制，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在这危急关头，相王李旦之子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相王李旦复位，是为唐睿宗。

在神龙政变到唐隆政变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唐代政治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宫廷道士叶法善扮演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旧唐书》本传明确记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这一记载表明，叶法善在唐睿宗复位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具体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正史记载仍然非常简略，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在李唐复辟中的历史作用。

二、神龙政变前后的政治格局

要理解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政治活动，首先必须了解神龙政变前后的政治格局。武则天晚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恃宠专权，排斥异己，引起了朝廷大臣和李唐皇室的强烈不满。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湛等人，以”二张谋反”为借口，发动政变，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复位。

中宗复位后，虽然恢复了李唐国号，但政治并没有因此而清明。中宗性格懦弱，朝政大权逐渐落入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手中。韦皇后野心勃勃，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安乐公主也恃宠骄纵，卖官鬻爵，权倾朝野。她们勾结武三思等武氏残余势力，迫害张柬之等神龙政变的功臣，朝政日益腐败。同时，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的势力也在逐渐壮大，与韦皇后集团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唐代政治陷入了新的动荡之中。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宗教势力也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中宗复位后，恢复了唐初”道先佛后”的传统政策，道教的地位有所回升。中宗和韦皇后都对道教和佛教采取了利用的态度，试图通过宗教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一背景下，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自然成为各方政治力量关注和争取的对象。他的政治立场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叶法善在中宗朝的政治活动

关于叶法善在中宗朝的具体政治活动，正史记载非常简略。《旧唐书》本传在记载了叶法善在高宗朝的活动后，直接跳到了”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对叶法善在中宗朝的活动几乎没有记载。《新唐书》本传的记载也大致相同。但通过道藏文献、碑刻和其他史料的钩沉，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勾勒出叶法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轨迹。

第一，从洛阳回到长安。中宗复位后，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回了长安。叶法善作为内道场的道士，也跟随中宗回到了长安。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中宗朝”复归长安，于景龙观修道”。景龙观是长安著名的道观之一，建于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是长安最重要的道教场所之一。叶法善在景龙观修道，既可以保持与宫廷的联系，又可以为后来的政治活动做好准备。

第二，恢复宫廷道士的地位。中宗复位后，恢复了”道先佛后”的传统政策，道教的地位有所回升。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自然恢复了在宫廷中的地位。他继续为中宗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祈福延寿，主持宫廷的斋醮活动。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中宗朝”帝复召入内道场，礼遇如初”。这表明叶法善在中宗朝恢复了高宗朝时的地位和待遇。

第三，与相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建立联系。在中宗朝的政治斗争中，叶法善逐渐倾向于相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一方。作为李唐皇室尊崇的道士，叶法善自然倾向于维护李唐的正统地位，而韦皇后集团试图篡夺李唐政权，自然引起了叶法善的反对。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中宗朝”见韦后乱政，知社稷将危，乃阴结相王及临淄王，以图匡复”。这一记载虽然可能有后人的夸大，但也反映了叶法善在这一时期与相王和临淄王建立了政治联系，为后来的唐隆政变奠定了基础。

第四，利用宗教影响力为李唐复辟制造舆论。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为李唐复辟制造舆论。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中宗朝”常言于众曰：’韦后弑君，天怒人怨，不久当诛，相王当复位。’闻者皆异之”。这些言论虽然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但也反映了叶法善在当时可能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为李唐复辟制造了舆论支持。

第五，参与唐隆政变的策划和实施。景龙四年（710年）六月，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临朝称制。在这危急关头，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相王李旦复位。在这场政变中，叶法善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唐书》本传称”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也表明叶法善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政变中”以道术助临淄王，诛韦后，定社稷”。这些记载虽然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叶法善参与唐隆政变的策划和实施应该是历史事实。

四、叶法善与唐睿宗的关系

唐隆政变后，相王李旦复位，是为唐睿宗。睿宗即位后，对叶法善在政变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丰厚的回报。《旧唐书》本传明确记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这一记载表明，睿宗认为叶法善在他复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

叶法善与唐睿宗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睿宗即位后，对叶法善非常信任和重用。他不仅封叶法善为越国公，还拜他为鸿胪卿。鸿胪卿是唐代九卿之一，负责外交和礼仪事务，官阶为从三品。虽然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叶法善仍然以道士的身份活动，但这一封号表明了睿宗对他的高度重视。此外，睿宗还经常召见叶法善，向他请教道术和政治问题，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

第二，宗教上的尊崇和支持。睿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崇道政策，对道教给予了大力支持。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自然受到了睿宗的尊崇和支持。睿宗下令扩建景龙观，作为叶法善的修道场所；赐予叶法善大量的金帛、土地和奴仆；允许叶法善在宫廷中自由出入，主持各种道教仪式。这些都表明了睿宗对叶法善的尊崇和对道教的支持。

第三，个人关系的密切。叶法善与睿宗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据《唐叶真人传》记载，睿宗”常召师入内，与论道术，夜分乃罢，礼遇甚厚”。睿宗经常在宫中召见叶法善，与他讨论道术和养生之法，常常谈到深夜才结束。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是叶法善能够在睿宗朝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基础。

第四，家族关系的延续。叶法善与睿宗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延续到了下一代。睿宗的儿子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与叶法善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李隆基在做临淄王时就与叶法善相识，叶法善曾”以道术辅临淄王，定社稷”。李隆基即位后，对叶法善更加尊崇，封他为越国公，尊他为”帝师”。这种跨越两代皇帝的密切关系，是叶法善能够在唐代宫廷中长期立足并发挥重要影响的重要原因。

五、”冥助之力”的历史解读

《旧唐书》本传称”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这一记载历来引起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冥助之力”是什么意思？叶法善究竟是如何”冥助”睿宗即位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字面意思来看，”冥助之力”指的是来自幽冥世界的帮助，也就是通过道教的法术、斋醮、祈祷等方式，获得神灵的庇佑和帮助，从而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唐代，人们普遍相信道教的法术和斋醮能够影响政治局势，皇帝和皇室成员经常请道士为他们举行斋醮仪式，祈福消灾，争取神灵的庇佑。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擅长符箓、驱邪、斋醮等法术，他在唐隆政变前后为相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举行斋醮仪式，祈祷神灵庇佑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这应该就是”冥助之力”的基本含义。

然而，如果我们将”冥助之力”仅仅理解为宗教仪式上的祈祷，那就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冥助之力”可能包含了更丰富的政治内涵。叶法善作为一个在宫廷中活动了半个多世纪的老道士，与各方政治势力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唐隆政变中可能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作用：

第一，情报收集和传递。叶法善在宫廷中活动多年，与宦官、宫女、禁军将领等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临淄王李隆基收集和传递情报，了解韦皇后集团的动向，为政变的策划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

第二，联络和协调各方力量。叶法善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广泛人脉，为临淄王联络和协调各方反韦力量，包括太平公主、禁军将领、朝廷大臣等，促成了各方力量的联合，为政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第三，制造舆论和争取民心。叶法善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宣传韦皇后的罪恶和相王复位的天命所归，争取了民心和社会支持，为政变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四，在政变中发挥实际作用。在唐隆政变的实施过程中，叶法善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实际作用，如利用道术为政变参与者壮胆、利用宫廷中的关系为政变军队打开宫门等。

综上所述，”冥助之力”不仅仅是宗教仪式上的祈祷，更包含了情报收集、联络协调、舆论制造、实际参与等多方面的政治活动。叶法善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重要的实际作用，这才是睿宗称他有”冥助之力”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叶法善在政变中的具体活动，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在李唐复辟中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六、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历史地位

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活动，对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唐代道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人地位的极大提升。在中宗朝之前，叶法善虽然也是著名的宫廷道士，但他的地位主要是宗教性的，没有正式的官职和爵位。睿宗即位后，封叶法善为越国公，拜鸿胪卿，使他成为唐代第一个获得公爵封号的道士，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封号不仅是对叶法善个人贡献的肯定，也提高了道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

第二，道教地位的恢复和提升。中宗、睿宗朝恢复了”道先佛后”的传统政策，道教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和提升。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道教争取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推动了道观的建设和道教活动的开展，为唐玄宗时期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第三，宫廷道士政治角色的强化。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政治活动，强化了宫廷道士在唐代政治中的角色。他不仅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政治参与者，在李唐复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后来的宫廷道士参与政治树立了榜样，也为唐玄宗时期道教与政治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

第四，对唐玄宗朝政治的深远影响。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与李隆基建立的密切关系，为他在唐玄宗朝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李隆基即位后，对叶法善更加尊崇，封他为越国公，尊他为”帝师”，叶法善在玄宗朝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宗、睿宗朝是叶法善一生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期，为他在玄宗朝达到人生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结语

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活动，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期。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武则天朝的相对低调和隐忍，转向了积极参与政治，在李唐复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特殊身份和广泛人脉，为相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收集情报、联络力量、制造舆论，并在唐隆政变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睿宗即位后，封他为越国公，拜鸿胪卿，使他成为唐代第一个获得公爵封号的道士，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的活动，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对唐代道教的发展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推动了道教地位的恢复和提升，强化了宫廷道士在唐代政治中的角色，为唐玄宗时期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与李隆基建立的密切关系，也为他在玄宗朝达到人生巅峰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叶法善在中宗、睿宗朝政治关系的系统考据和梳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士的政治角色。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叶法善研究中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唐代政治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以及道教在李唐复辟这一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作用。

一、引言：武则天时代的道教处境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驾崩，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但中宗即位不到两个月，便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只是傀儡，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武则天手中。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建立了武周政权。从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历时二十二年。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道教的处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制造舆论。她自称”弥勒佛下凡”，下令在全国各地大建佛寺、铸造佛像，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颁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制》，明确规定”僧尼处道士、女冠之上”，从法律上确立了佛教高于道教的地位。这一政策与唐初以来”道先佛后”的传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作为唐代最著名的宫廷道士，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处境和活动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他是如何在佛教高于道教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的？他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如何？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什么？他对武则天朝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正史记载极为简略，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以期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二、武则天的宗教政策与道教

要理解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处境，首先必须了解武则天的宗教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对道教的影响。武则天的宗教政策以崇佛抑道为主要特征，但她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而是对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策略。

武则天崇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需要。武则天要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需要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依据。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列为国教，武则天如果继续尊崇道教，就等于承认李唐的合法性。因此，她需要利用佛教来对抗道教，为自己的改朝换代制造舆论。第二，个人信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对佛教有着深厚的个人信仰。她曾在唐太宗驾崩后入感业寺为尼，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她对佛教的感情。第三，佛教教义的支持。佛教经典《大云经》中有”弥勒佛下凡，当为女王”的记载，武则天利用这一记载，自称”弥勒佛下凡”，为自己称帝制造了神学依据。

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颁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从法律上确立佛教高于道教的地位。第二，大建佛寺。武则天时期，在全国各地广建佛寺，仅洛阳城内就新建了明堂、天堂、白马寺等著名建筑。第三，铸造佛像。武则天下令铸造了大量的佛像，其中最著名的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相传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刻的。第四，支持译经。武则天组织中外高僧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如《华严经》《楞伽经》等，推动了佛教的发展。第五，优待僧尼。武则天给予僧尼很多特权，如免税、免役、免刑等，吸引了大量人口出家为僧尼。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而是对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策略。她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如利用道教的斋醮仪式为国家祈福、利用道士的占卜术为政治决策提供参考等。同时，她也对道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降低道教的地位、削减道观的数量、限制道士的活动等。总体而言，在武则天朝，道教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取缔，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宫廷中的内道场虽然不如高宗朝兴盛，但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规模，叶法善等著名道士仍然在宫廷中活动。

三、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主要活动

关于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具体活动，正史记载极为简略。《旧唐书》本传在记载了叶法善在高宗朝的活动后，直接跳到了”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对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活动几乎没有记载。《新唐书》本传的记载也大致相同。但通过道藏文献、碑刻和其他史料的钩沉，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勾勒出叶法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轨迹。

第一，从长安到洛阳的转移。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将洛阳改名为”神都”，作为武周政权的都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宫廷中的内道场也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叶法善作为内道场的道士，自然也跟随武则天来到了洛阳。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常于东都洛阳弘道观修道”，这表明他在这一时期主要在洛阳活动。弘道观是洛阳著名的道观之一，建于唐高宗时期，是洛阳最重要的道教场所之一。叶法善在弘道观修道，既可以保持与宫廷的联系，又可以避开政治斗争的锋芒，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第二，主持宫廷斋醮活动。虽然武则天崇佛抑道，但宫廷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道教活动，如为皇帝祝寿、为国家祈福、为皇室成员治病消灾等。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仍然需要主持这些斋醮活动。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武则天朝”虽佛道之争激烈，然帝后有疾，仍召师治之，无不立愈”。这表明叶法善在武则天朝仍然以其高明的医术为皇室成员服务，保持了在宫廷中的地位。

第三，修道授徒。在武则天朝，由于道教受到压制，叶法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修道和授徒之中。他在洛阳弘道观潜心修道，研习道教经典，修炼内丹和外丹，道行日益高深。同时，他还收徒授道，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武则天朝”于弘道观授徒，弟子数百人，皆有道行”。这些弟子后来成为唐代道教的重要力量，对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云游访道。在武则天朝，叶法善可能还利用政治压力相对较小的机会，云游四方，拜访道教名山，与各地的道士交流道法。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尝云游茅山、天台山、青城山，与诸道士论道”。这些云游活动虽然可能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叶法善在这一时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道教交流和学习。

第五，暗中参与恢复李唐的政治活动。虽然叶法善在武则天朝表面上保持低调，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但他可能在暗中参与了恢复李唐皇室的政治活动。作为李唐皇室尊崇的道士，叶法善自然倾向于维护李唐的利益。据《旧唐书》本传记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这表明叶法善在唐中宗、唐睿宗恢复李唐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政治联系很可能在武则天朝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叶法善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特殊身份，与李唐皇室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为后来的神龙政变和唐睿宗即位奠定了基础。

四、叶法善与武则天的个人关系

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的个人关系，是理解他在武则天朝处境的关键。从各类史料的记载来看，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和微妙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

从合作的一面来看，武则天虽然崇佛抑道，但她对叶法善这样的著名道士仍然采取了利用和包容的态度。她需要叶法善为她的统治服务，如为她治病消灾、为国家祈福、利用道教的占卜术为政治决策提供参考等。而叶法善也需要武则天的支持来维持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道教的发展。因此，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合作关系。据《唐叶真人传》记载，武则天曾多次召见叶法善，”问以道术及休咎，师对答如流，后甚异之”。这表明武则天对叶法善的道法和智慧还是比较认可的。

从矛盾的一面来看，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在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宗教信仰上，叶法善是一个坚定的道教徒，”雅不喜佛法，常言于帝，请抑之”，而武则天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这种宗教信仰上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立场上，叶法善作为李唐皇室尊崇的道士，自然倾向于维护李唐的利益，而武则天则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武周政权，两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政治对立。这种政治对立虽然在表面上被合作关系所掩盖，但在暗中却始终存在。

关于叶法善在武则天朝是否受到过迫害或打压，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间接的证据来看，叶法善在这一时期的地位确实不如高宗朝。首先，他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主要在弘道观修道，远离了政治中心，这可能是武则天有意疏远他的表现。其次，在武则天朝的史料中，关于叶法善活动的记载非常少，这与他在高宗朝和玄宗朝的频繁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他在这一时期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冷遇。再次，叶法善在武则天朝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封号或官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地位的下降。

然而，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并没有被完全抛弃或迫害，这与他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是分不开的。他采取了低调、隐忍、务实的策略，在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既不公开反对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也不放弃自己的道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修道和授徒之中，避开政治斗争的锋芒，同时利用自己的医术和道术为皇室服务，保持在宫廷中的基本地位。这种生存策略使他能够在武则天朝的复杂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为后来在中宗、睿宗朝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五、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政治影响

叶法善在武则天朝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制，地位不如高宗朝，但他仍然对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对武则天宗教政策的有限影响。虽然武则天崇佛抑道，但叶法善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则天的宗教政策。他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为道教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使道教在武则天朝没有被完全取缔。同时，他还通过为武则天治病消灾、祈福延寿等方式，展示了道教的实用价值，使武则天对道教保持了一定的尊重和包容。

第二，对恢复李唐政治斗争的暗中支持。如前所述，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可能暗中参与了恢复李唐皇室的政治活动。他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特殊身份，与李唐皇室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为后来的神龙政变和唐睿宗即位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旧唐书》本传称”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也反映了叶法善在恢复李唐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道教传承的重要贡献。在武则天朝，由于道教受到压制，叶法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修道和授徒之中，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这些弟子后来成为唐代道教的重要力量，对道教在中宗、睿宗、玄宗朝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修道授徒活动，为唐代道教的传承和发展保留了火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四，对宫廷道士生存策略的示范作用。叶法善在武则天朝采取的低调、隐忍、务实的生存策略，为后世的宫廷道士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宫廷道士如何在保持信仰和立场的同时，避免政治迫害，维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叶法善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六、结语

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度过了二十二年的生涯（683—705年）。在这二十二年中，由于武则天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叶法善的地位不如高宗朝，他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主要在弘道观修道，避开了政治斗争的锋芒。然而，他并没有被完全抛弃或迫害，而是采取了低调、隐忍、务实的生存策略，利用自己的医术和道术为皇室服务，保持在宫廷中的基本地位。同时，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修道和授徒之中，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为唐代道教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可能在暗中参与了恢复李唐皇室的政治活动，为后来的神龙政变和唐睿宗即位奠定了基础。

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的经历，是唐代道教在政治压力下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武则天崇佛抑道的政策下，道教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取缔，而是通过调整策略、适应环境，保持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叶法善作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他的实践和策略，对道教在这一时期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通过对叶法善在武则天朝政治关系的系统考据和梳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士的政治角色。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叶法善研究中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武则天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政治环境，以及道教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策略。

一、引言：宫廷道士与唐代政治

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宫廷道士扮演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不是正式的朝廷官员，不参与日常的行政事务，但由于他们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和在宗教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往往能够对唐代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叶法善便是唐代宫廷道士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从显庆三年（658年）应唐高宗征召入京，到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驾崩，在唐高宗朝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宫廷道士生涯。在这二十五年中，叶法善与唐高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唐高宗朝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关于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正史记载极为简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旧唐书》本传仅称”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此后便直接跳到了”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对叶法善在高宗朝和武则天朝的活动几乎没有记载。《新唐书》本传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这种史料的缺失，给我们研究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政治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士的政治角色。

二、唐高宗的道教政策与宫廷道教

要理解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政治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唐高宗的道教政策和当时的宫廷道教状况。唐高宗李治（628—683）是唐朝的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唐高宗继承了唐太宗的崇道政策，继续尊崇道教，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大力扶持道教的发展。

唐高宗的崇道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东封泰山后，专程前往亳州老君庙朝拜，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老子追尊为皇帝，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地位。第二，设立崇玄学，开道举。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下令在国子监设立崇玄学，教授《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并设立道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道教人才。第三，广建道观。唐高宗时期，在全国各地广建道观，仅长安城内就新建了数十座道观，如昊天观、东明观、弘道观、太清观等。第四，征召著名道士入京。唐高宗经常征召全国各地的著名道士入京，供奉道术，参与宫廷的宗教活动。叶法善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征召入京的。

在唐高宗的崇道政策下，唐代宫廷道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宫廷内设立了内道场，作为皇帝和皇室成员进行宗教活动的专门场所。内道场中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的著名道士，他们为皇帝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祈福延寿、炼制丹药、主持斋醮，在宫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宫廷道士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但由于他们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往往能够对皇帝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叶法善便是这些宫廷道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三、叶法善在高宗朝的主要活动

关于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具体活动，正史记载极为简略，但通过道藏文献、碑刻和其他史料的钩沉，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轨迹。

第一，主持宫廷斋醮活动。叶法善入京后，作为内道场的道士，经常主持宫廷中的各种斋醮活动。唐代宫廷经常举行各种斋醮，如为皇帝祝寿、为皇后祈福、为皇子求平安、为国家祈雨、为战争胜利祈祷等。叶法善擅长符箓和斋醮之术，自然成为这些活动的主要主持者。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高宗朝”常为帝修斋醮，祷福禳灾，无不灵验”，深受唐高宗的信任。

第二，为皇帝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叶法善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这是他在宫廷中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唐高宗晚年身体不好，经常患病，叶法善多次为他治病消灾。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唐高宗曾患重病，太医久治不愈，叶法善用符箓和丹药为他治疗，很快便痊愈了。唐高宗非常感激，对叶法善更加信任和尊崇。此外，叶法善还经常为皇后武则天、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在皇室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三，参与炼制丹药。唐代皇帝大多追求长生不老，喜欢炼制和服用丹药。唐高宗也不例外，他晚年对炼丹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征召著名道士为他炼制丹药。叶法善擅长炼丹术，自然参与了唐高宗的炼丹活动。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曾在宫内道场为唐高宗炼制”九转金丹”，历时三年而成，唐高宗服用后感觉身体强健，非常高兴。虽然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叶法善参与唐高宗的炼丹活动应该是历史事实。

第四，劝谏皇帝抑制佛教。唐高宗时期，佛教也有很大的发展，佛道之间的斗争比较激烈。叶法善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自然站在道教一边，劝谏唐高宗抑制佛教、尊崇道教。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叶法善”又雅不喜佛法，常言于帝，请抑之”。《新唐书》本传亦称”法善于佛、老，其道并行，而雅不喜浮屠法，数诋之”。这些记载表明，叶法善在高宗朝曾多次劝谏唐高宗抑制佛教，对唐高宗的宗教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参与封禅等重大国家典礼。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东封泰山，这是唐代最重大的国家典礼之一。叶法善作为内道场的首席道士，很可能参与了这次封禅大典，主持了其中的道教仪式。此外，唐高宗在拜谒老君庙、祭祀天地等重大国家典礼中，叶法善也可能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四、叶法善与唐高宗的个人关系

叶法善与唐高宗之间的个人关系，是理解他在高宗朝政治地位的关键。从各类史料的记载来看，叶法善与唐高宗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唐高宗对叶法善非常信任和尊崇。

首先，唐高宗对叶法善的道法非常认可。叶法善入京后，很快便以其高深的道法赢得了唐高宗的信任。他擅长符箓驱邪、治病救人、炼丹养生，这些正是唐高宗所需要的。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入京后，”帝甚异之，常召入内，问以道术，对答如流，帝深加礼敬”。唐高宗经常召见叶法善，向他请教道术和养生之法，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其次，唐高宗对叶法善的品格非常欣赏。叶法善入京后，唐高宗”将加爵位，固辞不受”，坚持以道士的身份留在宫廷。这种淡泊名利的品格，深受唐高宗的欣赏。此外，叶法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也赢得了唐高宗的尊重。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高宗朝”常以直言谏帝，帝虽不能尽用，然亦不之罪也”。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叶法善能够在宫廷中长期立足的重要基础。

再次，唐高宗对叶法善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叶法善被留在宫内道场后，唐高宗”供待甚厚”，给予他非常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在高宗朝”帝赐以金帛、车马、宅第，皆固辞不受，唯请于京师景龙观修道，帝许之”。虽然叶法善推辞了大部分赏赐，但唐高宗对他的优厚待遇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叶法善对唐高宗也非常忠诚。叶法善虽然是一个道士，但他对唐高宗忠心耿耿，在宫廷中尽心尽力地为唐高宗服务。他不仅为唐高宗治病消灾、祈福延寿，还在政治上给予唐高宗一定的支持和建议。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在高宗朝”常以帝王之道谏帝，帝甚嘉之”。这种忠诚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唐高宗对他的信任。

五、叶法善与武则天的关系

在唐高宗朝，武则天（624—705）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她从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开始，便逐渐参与朝政，与唐高宗并称”二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叶法善在高宗朝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武则天发生关系。

关于叶法善与武则天的关系，史料记载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

从合作的一面来看，叶法善作为内道场的道士，需要为整个皇室成员服务，包括武则天在内。他经常为武则天治病消灾、祈福延寿，在武则天面前也享有一定的声望。据《唐叶真人传》记载，武则天曾患病，叶法善为她治疗，很快便痊愈了，武则天对叶法善也非常感激。此外，武则天虽然更倾向于佛教，但对道教也采取了利用和扶持的政策，她需要叶法善这样的著名道士为她的统治服务。因此，在高宗朝，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合作关系。

从矛盾的一面来看，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在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宗教信仰上，武则天更倾向于佛教，她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制造舆论，甚至自称”弥勒佛下凡”。而叶法善则是一个坚定的道教徒，”雅不喜佛法，常言于帝，请抑之”。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立场上，叶法善作为李唐皇室的尊崇道士，自然更倾向于维护李唐皇室的利益，而武则天则致力于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也使得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

关于叶法善在高宗朝是否参与了反对武则天的政治活动，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叶法善在武则天朝确实受到了一定的排挤和打压。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叶法善在武则天朝”常于东都洛阳弘道观修道”，远离了政治中心长安，这可能与他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有关。此外，叶法善在唐中宗、唐睿宗朝积极参与了恢复李唐皇室的政治活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

六、叶法善在高宗朝的政治影响

叶法善在唐高宗朝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但由于他与唐高宗的密切关系，仍然对当时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对唐高宗宗教政策的影响。叶法善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多次劝谏唐高宗尊崇道教、抑制佛教，对唐高宗的宗教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高宗时期，道教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老子被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道举制度得以设立，这些都与叶法善等宫廷道士的推动分不开。

第二，对宫廷政治的间接影响。叶法善虽然不直接参与朝政，但他作为唐高宗的亲信，经常在唐高宗身边服务，有机会对唐高宗的决策产生间接的影响。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叶法善”常以帝王之道、养生之术谏帝，帝甚嘉之”。这些劝谏虽然不一定能够直接改变唐高宗的决策，但至少能够对唐高宗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对道教发展的推动作用。叶法善在高宗朝作为内道场的首席道士，积极推动道教的发展。他不仅自己修道授徒，培养了一批道教人才，还参与了道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对唐代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叶法善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为道教争取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推动了道观的建设和道教活动的开展。

第四，对后世宫廷道士制度的示范作用。叶法善在高宗朝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宫廷道士模式：以道术服务皇室，以品格赢得信任，以淡泊保持独立，在政治中发挥间接但重要的影响。这一模式为后世的宫廷道士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对唐代宫廷道士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结语

叶法善在唐高宗朝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宫廷道士生涯（658—683年）。在这二十五年中，他以其高深的道法、卓越的智慧和淡泊的品格，赢得了唐高宗的信任和尊崇，成为唐代宫廷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士之一。他主持宫廷斋醮活动，为皇帝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参与炼制丹药，劝谏皇帝抑制佛教，参与重大国家典礼，对唐高宗朝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政治影响是有限的。他毕竟只是一个道士，没有正式的官职和权力，不能直接参与朝政。他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皇帝的个人影响来实现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有限的。此外，在唐高宗朝后期，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大，叶法善与武则天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也限制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叶法善在唐高宗朝的二十五年宫廷生涯，为他后来在唐代政治舞台上的更大作为奠定了基础。他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宫廷经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赢得了皇室成员的信任和尊重。这些都为他在唐中宗、唐睿宗、玄宗朝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唐高宗朝是叶法善一生政治生涯的起步阶段和积累阶段，对他后来成为”五代帝师”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叶法善在唐高宗朝政治关系的系统考据和梳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士的政治角色。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叶法善研究中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唐代政治与宗教的复杂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叶法善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前半生在江南地区修道访道，后半生在唐代宫廷中担任宫廷道士。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便是叶法善应唐高宗征召入京。然而，关于叶法善入京的具体时间和途径，正史记载极为简略，道藏文献则语焉不详，学术界对此也存在一些争议。《旧唐书》本传仅称”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新唐书》本传亦仅言”高宗闻其名，召诣京师”，都没有明确记载叶法善入京的具体年份和途径。

叶法善入京的时间和途径，是研究其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教的重要问题。确定了叶法善入京的具体时间，我们才能准确地划分其生平阶段，深入分析其在唐代宫廷中的活动和影响。厘清了叶法善入京的途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唐代征召道士的制度和宫廷道教的运作机制。因此，对叶法善入京的时间和途径进行系统的考据和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代碑刻、方志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叶法善入京的时间和途径进行深入的考据和考证，以期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二、正史记载：”显庆中”的时间范围

在关于叶法善入京时间的所有史料中，正史的记载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叶法善传》载：”叶法善，字道元，括州括苍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

《新唐书》卷二百零四《方技传·叶法善传》载：”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鬼物。高宗闻其名，召诣京师，欲官之，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内道场。”

从上述两段正史记载可以看出，《旧唐书》明确记载叶法善入京的时间是”显庆中”，而《新唐书》则只说”高宗闻其名，召诣京师”，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年号和时间。”显庆”是唐高宗的年号，使用时间为显庆元年（656年）正月至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共六年时间。”显庆中”即显庆年间，也就是656—661年之间。因此，叶法善入京的时间应该在656—661年之间，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时间范围。

然而，”显庆中”这个时间范围仍然比较宽泛，前后相差六年。叶法善究竟是在显庆元年（656年）还是显庆六年（661年）入京，或者是在中间的某一年入京，正史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要确定叶法善入京的具体年份，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三、道藏文献：更精确的时间线索

在道藏文献中，关于叶法善入京时间的记载比正史更为详细。《唐叶真人传》载：”显庆三年，高宗闻真人之名，遣使征召，真人应召入京。”这一记载明确指出叶法善入京的时间是显庆三年（658年），比正史的”显庆中”更为精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九《叶法善传》载：”唐高宗显庆三年，帝闻其名，征至京师，将加爵位，师固辞，请为道士，帝从之，留内道场。”这一记载与《唐叶真人传》基本一致，也明确指出叶法善入京的时间是显庆三年（658年）。

《三洞群仙录》卷十载：”叶法善，括苍人，显庆三年征至京师，拜鸿胪卿，封越国公。”这一记载虽然在叶法善的官职和封号上存在时间错误（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是在先天二年，即713年，而非显庆三年），但关于入京时间的记载仍然是显庆三年（658年），与前两种道藏文献一致。

综合上述道藏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三种主要的道藏文献都一致记载叶法善入京的时间是显庆三年（658年）。这些道藏文献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存在错误和附会，但关于叶法善入京时间这一基本事实的记载是一致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叶法善入京的具体时间是显庆三年（658年），而非正史笼统记载的”显庆中”。

四、历史背景：唐高宗征召道士的制度与原因

要深入理解叶法善入京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了解唐代征召道士的制度以及唐高宗征召叶法善的具体原因。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皇室尊崇道教，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道教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唐代皇帝经常征召著名道士入京，供奉道术，参与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活动。这种征召道士的制度，在唐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唐代征召道士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皇帝直接派遣使者征召。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征召方式，皇帝听说某个道士道法高深、声名远播，便派遣使者前往征召。第二，地方官员推荐。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发现有著名的道士，便向朝廷推荐，由皇帝下诏征召。第三，道士自荐。有些道士主动向朝廷上书，展示自己的道法和才能，请求征召入京。第四，通过其他道士或官员的引荐。有些道士通过在宫廷中已经获得皇帝信任的道士或官员的引荐，得以被征召入京。

具体到叶法善的征召，从正史和道藏文献的记载来看，应该属于第一种方式，即唐高宗直接派遣使者征召。《旧唐书》称”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唐叶真人传》称”高宗闻真人之名，遣使征召”，都表明是唐高宗听说了叶法善的名声后，主动派遣使者前往征召的。那么，唐高宗是如何听说叶法善的名声的呢？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叶法善在江南地区的声名远播。如前所述，叶法善出生于四世修道的道教世家，自幼修习道术，后在白马山灵虚洞苦修多年，又云游四方、遍访名山，道行日益高深。他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在浙南地区颇有声望，声名逐渐远播，甚至传到了京城长安。唐高宗作为一个尊崇道教的皇帝，自然会听说叶法善的名声。

第二，唐代宫廷对道教人才的需求。唐高宗时期，宫廷中经常需要道士进行斋醮、祈福、驱邪、治病、炼丹等活动，对道教人才有着较大的需求。叶法善作为江南地区著名的道士，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正好符合宫廷的需求。因此，唐高宗征召叶法善入京，也是出于宫廷实际需要的考虑。

第三，叶法善家族的道教声望。叶氏家族四世修道，在道教界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地位。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曾被隋炀帝征召入京，赐号”有道先生”，在道教界和朝廷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叶法善作为这个道教世家的传人，自然更容易引起唐高宗的注意和征召。

五、入京途径：从括苍到长安的旅程

确定了叶法善入京的时间后，我们再来考察他入京的途径。叶法善的家乡在括州括苍县（今浙江松阳、武义一带），京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两地相距约一千五百余公里。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从括苍到长安需要经过漫长的旅程。那么，叶法善是通过什么途径入京的呢？

从唐代的交通路线来看，从江南地区到长安主要有以下几条路线：

第一，水路路线。从括苍出发，沿瓯江而下，到达温州，然后沿海北上，到达扬州，再沿运河到达洛阳，最后从洛阳沿黄河或陆路到达长安。这条路线虽然路程较长，但水路运输较为平稳舒适，是唐代江南地区人士入京的常用路线。

第二，陆路路线。从括苍出发，经婺州（今金华）、衢州、信州（今上饶）、洪州（今南昌）、江州（今九江）、鄂州（今武汉）、襄州（今襄阳）、商州（今商洛），最终到达长安。这条路线是唐代江南地区到长安的主要陆路通道，途经多个重要城市，交通较为便利。

第三，水陆联运路线。从括苍出发，先沿水路到达杭州或扬州，然后转陆路经大运河到达洛阳，再从洛阳到达长安。这条路线结合了水路和陆路的优势，是唐代最常用的入京路线之一。

关于叶法善入京的具体路线，正史和道藏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叶法善的身份来看，他很可能是通过水陆联运路线入京的。唐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括苍征召叶法善后，叶法善便随使者一同入京。他们可能先从括苍出发，沿瓯江或陆路到达杭州，然后沿大运河乘船到达洛阳，再从洛阳沿陆路或水路到达长安。这条路线是唐代江南地区人士入京的常规路线，叶法善应该也不例外。

在入京的旅程中，叶法善可能还沿途拜访了一些道教名山和著名道士。如前所述，叶法善在入京前曾云游四方、遍访名山，对道教名山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入京的途中，他可能会顺路拜访茅山、天台山、龙虎山等道教名山，与当地的道士交流道法。这些拜访虽然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叶法善的性格和经历来看，是完全可能的。

六、入京后的初步活动：从民间道士到宫廷道士

叶法善入京后，唐高宗”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旧唐书》本传）。这一记载表明，叶法善入京后，唐高宗最初打算授予他世俗的爵位，但叶法善坚决推辞，坚持以道士的身份留在宫廷。唐高宗尊重了他的选择，将他留在宫内道场，给予优厚的待遇。从此，叶法善正式成为一名宫廷道士，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廷生涯。

唐代的宫内道场是皇帝专门设立的道教场所，位于皇宫之内，主要用于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宗教活动，如斋醮、祈福、驱邪、治病、炼丹等。宫内道场的道士都是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的著名道士，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地位。叶法善被留在宫内道场，表明唐高宗对他的道法非常认可，也表明他已经进入了唐代道教的核心圈子。

叶法善在宫内道场的初期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皇帝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叶法善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这正是宫廷中最需要的道术。他经常为皇帝和皇室成员治病消灾，深受信任。第二，参与宫廷的斋醮和祈福活动。唐代宫廷经常举行各种斋醮和祈福活动，如为皇帝祝寿、为国家祈福、为战争胜利祈祷等。叶法善作为宫内道场的道士，自然要参与这些活动。第三，炼制丹药。唐代皇帝大多追求长生不老，喜欢炼制和服用丹药。叶法善擅长炼丹术，可能也为唐高宗炼制过丹药。第四，与其他宫廷道士交流道法。唐代宫廷中有许多著名的道士，叶法善与他们交流道法，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叶法善在宫内道场的初期活动，为他后来在唐代宫廷中的长期立足奠定了基础。他以其高深的道法、卓越的智慧和淡泊的品格，逐渐赢得了唐高宗和皇室成员的信任和尊重。此后，虽然唐代宫廷经历了多次政治变动，皇帝换了一位又一位，但叶法善始终能够在宫廷中立足，并且地位越来越高，最终被尊为”帝师”，封越国公，成为唐代最著名的宫廷道士。这一切，都始于显庆三年（658年）那次从括苍到长安的征召入京。

七、结论

通过对正史、道藏文献、历史背景和交通路线等多方面的系统考据和考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叶法善入京的时间是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正史《旧唐书》记载为”显庆中”，道藏文献《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三洞群仙录》等均明确记载为”显庆三年”。综合各类史料，显庆三年（658年）是叶法善入京最可靠的时间。

第二，叶法善入京的途径是唐高宗直接派遣使者征召。唐高宗听说叶法善在江南地区的声名后，派遣使者前往括苍征召，叶法善应召入京。这是唐代征召道士的主要方式之一。

第三，叶法善入京的路线很可能是水陆联运路线。从括苍出发，经杭州沿大运河到达洛阳，再从洛阳到达长安。这是唐代江南地区人士入京的常规路线。

第四，叶法善入京后，坚决推辞了唐高宗授予的世俗爵位，坚持以道士的身份留在宫内道场，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廷道士生涯。

叶法善入京是其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从一个民间道士正式进入了唐代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次入京不仅改变了叶法善个人的命运，也对唐代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叶法善入京时间和途径的系统考据，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唐代宫廷道教的运作机制，为叶法善研究和唐代道教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

当然，由于史料的限制，关于叶法善入京的一些具体细节（如使者的姓名、入京途中的具体经历、入京初期的具体活动等）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但叶法善于显庆三年（658年）应唐高宗征召入京这一基本结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一、引言：被神话遮蔽的真实人生

叶法善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历经五朝，被尊为”帝师”，封越国公。然而，关于他的早年修道经历，正史记载极为简略，道藏文献则充满了神话色彩，民间传说更是离奇古怪，令人难辨真伪。《旧唐书》本传仅称”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新唐书》本传亦仅言”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鬼物”，都没有详细记载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唐叶真人传》等道藏文献虽然记载较为详细，但其中充满了”七岁涉江而溺””青童引至蓬莱””老君赐以仙药”等神话传说，难以作为信史。

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是理解其一生道教思想和道法传承的关键。只有厘清了他早年的学道经历、师承关系、道法传承，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在唐代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对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正史、道藏、碑刻、方志、族谱等各类史料为基础，结合浙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道教文化背景，对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进行深入的考据和辨析，试图揭开被神话遮蔽的真实人生，还原一个从括苍少年成长为道门奇才的历史轨迹。

二、家族熏陶：四世修道的道教世家

叶法善出生于一个世代修道的道教世家，这是他早年修道经历的最重要背景。如前所述，叶氏家族从叶法善的曾祖父叶道兴开始，连续四代修道，形成了完整的道教世家传承体系。叶道兴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道士，精研道术，擅长符箓和炼丹，在浙南地区颇有声望。叶国重（字有道）继承父业，精研道术，成为隋代著名的道士，被隋炀帝征召入京，赐号”有道先生”。叶慧明（字德昭）继承父业，精研道法，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叶法善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道教传统的家族中，自幼受到道教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的修道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道教世家长大，叶法善自幼就接触到了道教的经典、符箓、炼丹、养生等各种道术。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生而灵异，幼而聪慧，三岁能言，五岁能诵《道德经》，七岁涉江而溺，人皆谓已死，后三日还家，言有青童引之，造蓬莱宫，见老君，赐以仙药，由是遂得道”。这段记载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叶法善自幼聪慧、与道教结缘的事实。在一个四世修道的家族中，叶法善从小就受到了系统的道教教育，学习了《道德经》《庄子》《周易》等道教经典，以及符箓、驱邪、治病、炼丹等各种道术，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代道教宗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氏家族的道教传承，属于正一道系统。正一道是道教的重要流派之一，以符箓、驱邪、治病、斋醮为主要特色，重视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叶氏家族连续四代修道，代代相传，正是正一道家族传承制度的典型代表。叶法善在这样的家族中长大，自然继承了家族的正一道传统，精研符箓、驱邪、治病等道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叶法善后来以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而闻名，而不是以上清派的存思诵经或灵宝派的斋醮科仪而著称。

三、少年修道：白马山灵虚洞的苦修岁月

关于叶法善少年时期的修道经历，《唐叶真人传》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据这些文献记载，叶法善十二岁时，辞别家人，入宣平白马山（今属武义县）灵虚洞修道。白马山位于武义县原宣平县境内，山势雄峻，云雾缭绕，山上有灵虚洞，是一处天然的岩洞，冬暖夏凉，环境清幽，是修道的绝佳之地。叶法善在灵虚洞中苦修多年，研习道教经典，修炼符箓、辟谷、导引、行气等道术，道行日益高深。

叶法善在白马山灵虚洞修道期间，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灵虚洞内有炼丹台，相传为叶法善炼制丹药之处；有丹井，井水清澈甘甜，终年不涸，相传为叶法善炼丹取水之处；有试剑石，石上有一道整齐的裂痕，相传为叶法善试剑时所劈；有浴丹池，池水呈暗红色，相传为叶法善洗药之处；有升仙台，相传为叶法善修道功成、飞升成仙之处。这些遗迹虽然大多是后人附会的，但也反映了叶法善在白马山修道的历史事实。

关于叶法善在白马山修道的时间，道藏文献的记载不甚一致。《唐叶真人传》称叶法善”十二岁入山修道，十五年乃出”，即修道十五年，到二十七岁时才出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称”真人十二岁入白马山，修道十年，道成乃出”，即修道十年，到二十二岁时出山。这两种说法相差五年，难以确定哪一种更准确。不过，从叶法善后来在显庆年间（656—661年）被唐高宗征召入京时大约四十余岁来看，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应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山中修道，无论是十年还是十五年，都是合理的。

叶法善在白马山灵虚洞修道期间，除了自己苦修之外，还经常下山为百姓治病消灾、驱邪避祸。据《宣平县志》记载，叶法善在白马山修道期间，”常以符箓为人治病，驱邪避祸，乡里赖之者众矣”。有一年，当地发生瘟疫，百姓死伤无数，叶法善便下山用丹药和符箓为百姓治病，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深受百姓爱戴。这些事迹虽然可能有后人的夸大和附会，但也反映了叶法善早年就以治病救人和驱邪避祸而闻名乡里的事实。

四、云游访道：遍访名山的求道历程

叶法善在白马山修道数年后，道行日益高深，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开始了云游访道的历程。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离开白马山后，”遍游名山，访求道术，至茅山，遇司马承祯，授以上清大洞秘法；至天台山，遇徐则，授以辟谷导引之术；至青城山，遇王远知，授以符箓驱邪之法”。这段记载虽然可能有后人附会的成分（司马承祯、徐则、王远知等人与叶法善的年龄和活动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反映了叶法善早年曾云游四方、遍访名山、求师学道的历史事实。

在叶法善云游访道的过程中，茅山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茅山位于今江苏省句容市，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也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名山之一。唐代许多著名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都出自茅山宗。叶法善作为一个来自江南的年轻道士，前往茅山访道求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茅山，叶法善可能接触到了上清派的经典和修持方法，这对他后来的道教思想和道法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叶法善的主要道法仍然来自家族传承的正一道系统，但茅山宗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天台山也是叶法善云游访道的重要目的地。天台山位于今浙江省天台县，是道教南宗的发源地，也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宗教文化底蕴深厚。天台山在唐代是著名的道教名山，许多著名的道士都曾在此修道。叶法善作为浙江本地的道士，前往天台山访道求学，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天台山，叶法善可能接触到了道教南宗的内丹修炼方法和辟谷导引之术，这对他后来的养生思想和长寿之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茅山和天台山之外，叶法善可能还云游过其他一些道教名山，如青城山、武当山、龙虎山等。青城山位于今四川省都江堰市，是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也是天师道的发源地之一。叶法善如果云游到青城山，就可以接触到天师道的传统和符箓驱邪之法。龙虎山位于今江西省贵溪市，是天师道的祖庭，也是正一道的中心。叶法善作为正一道的传人，前往龙虎山访道求学，也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这些云游经历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叶法善后来道法的博大精深来看，他应该有过广泛的云游访道经历，吸收了各道派的长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法体系。

五、声名鹊起：从乡里名士到宫廷征召

经过多年的苦修和云游访道，叶法善的道行日益高深，声名也逐渐远播。他不仅精研符箓、驱邪、治病、炼丹等各种道术，而且博学多才，精通《周易》《道德经》《庄子》等经典，在浙南地区颇有声望。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显庆是唐高宗的年号，使用时间为656—661年。此时叶法善大约四十余岁，正是年富力强、学有所成的年龄。唐高宗听说了叶法善的名声，便征召他入京，这标志着叶法善从一个乡里道士正式进入了唐代宫廷，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廷道士生涯。

关于唐高宗征召叶法善入京的具体原因，正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唐代皇室尊崇道教，唐高宗本人也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征召著名道士入京，供奉道术。叶法善作为浙南地区著名的道士，自然在征召之列。第二，叶法善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这正是唐代宫廷所需要的。宫廷中经常需要道士进行斋醮、祈福、驱邪、治病等活动，叶法善的道术正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第三，叶法善的家族四世修道，在道教界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这也是唐高宗征召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叶法善应召入京后，唐高宗”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旧唐书》本传）。叶法善拒绝了唐高宗授予的爵位，坚持以道士的身份留在宫廷，这表明他对道教信仰的坚定和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唐高宗尊重了他的选择，将他留在宫内道场，给予优厚的待遇。从此，叶法善开始了他在唐代宫廷中的漫长生涯，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成为唐代最著名的宫廷道士，被尊为”帝师”，封越国公，达到了道教人物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中的最高地位。

六、史料辨析：神话与史实之间

在对叶法善早年修道经历的考据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区分神话与史实？道藏文献中关于叶法善早年经历的记载，充满了神话传说，如”七岁涉江而溺””青童引至蓬莱””老君赐以仙药”等，这些显然是道教徒为了神化叶法善而编造的，不能作为信史。然而，这些神话传说中也可能包含着一些历史的真实内核，需要我们进行审慎的辨析和提炼。

例如，”七岁涉江而溺，后三日还家”的传说，可能反映了叶法善幼年时曾经历过一次溺水事件，被人救起后，家人认为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于是便有了”青童引至蓬莱””老君赐以仙药”的附会。又如，叶法善在白马山灵虚洞修道的记载，虽然其中的”炼丹飞升”等情节是神话，但他少年时曾在白马山修道这一基本事实应该是可信的，因为白马山至今仍保存有与叶法善相关的遗迹和传说，地方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再如，叶法善云游访道的记载，虽然其中提到的司马承祯、徐则、王远知等人与叶法善的师承关系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但叶法善早年曾云游四方、遍访名山这一基本事实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一个道士要成为一代宗师，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闭门苦修，必须有广泛的游历和学习。

因此，在研究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既要看到道藏文献中的神话色彩，不能盲目信从；也要看到这些神话传说中可能包含的历史真实内核，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应该以正史和碑刻等可靠史料为基础，结合方志、族谱和考古发现，对道藏文献中的记载进行审慎的辨析和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还原叶法善早年修道经历的历史真相。

七、结语：早年经历对叶法善一生的影响

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家族四世修道的道教世家背景，使他自幼就受到了系统的道教教育，继承了正一道的符箓、驱邪、治病等传统道法，这是他后来成为一代道教宗师的基础。其次，白马山灵虚洞的苦修岁月，使他练就了扎实的道功和高深的道术，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淡泊名利的品格。再次，遍访名山的云游访道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各道派的长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法体系。最后，从乡里名士到宫廷征召的转变，标志着他从一个民间道士正式进入了唐代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廷道士生涯。

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皇室尊崇道教，道教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许多民间道士通过征召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道士，参与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叶法善正是这些宫廷道士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早年修道经历，反映了唐代民间道士的成长轨迹和道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发展，对于研究唐代道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叶法善的早年修道经历，虽然在正史中记载简略，在道藏中充满神话，但通过系统的考据和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大致还原他从一个括苍少年成长为道门奇才的历史轨迹。这一轨迹不仅是叶法善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唐代道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道教思想，以及唐代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一桩持续千年的学术公案

叶法善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然而关于他的出生地和籍贯，却是一桩持续了千年的学术公案。《旧唐书》本传称”括州括苍人”，《新唐书》本传亦称”括州括苍人”。然而，唐代的括州括苍县幅员辽阔，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大部，包括今天的丽水市区、松阳县、遂昌县、武义县南部、缙云县西部等地。叶法善的具体出生地究竟在今天的哪个县市，历来存在争议。松阳县认为叶法善出生于松阳县古市镇卯山脚下，武义县则认为叶法善出生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成为浙西南地方文化研究中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

这桩公案的产生，既有历史地理沿革的客观原因，也有地方文化认同的主观因素。从历史地理沿革来看，唐代括苍县的辖境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调整，松阳和武义南部在唐代都属于括苍县的范围，两地都有充分的理由声称叶法善是本地人。从地方文化认同来看，叶法善作为一代道教宗师，是浙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自然成为各地争夺的文化资源。本文以正史、道藏、碑刻、方志、族谱等各类史料为基础，对叶法善的出生地和籍贯进行系统的考据和辨析，以期厘清这桩千年学术公案的是非曲直。

二、历史地理沿革：唐代括苍县的辖境变迁

要考证叶法善的出生地和籍贯，首先必须厘清唐代括州括苍县的历史地理沿革。括苍县的设置可以追溯到隋代。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废除了南朝时期的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在原东阳郡和永嘉郡的部分地区设置了处州，治所在括苍县（今丽水市区东南）。开皇十二年（592年），处州改名为括州，因境内有括苍山而得名。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括州改为永嘉郡。唐武德四年（621年），永嘉郡复改为括州。天宝元年（742年），括州改为缙云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括州。大历十四年（779年），为避唐德宗李适讳，括州改名为处州。此后，处州之名一直沿用至清末。

括苍县作为括州（处州）的治所，其辖境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调整。隋代初置括苍县时，其辖境非常辽阔，包括今天的丽水市区、松阳县、遂昌县、武义县南部、缙云县西部、青田县西北部等地。唐武德四年（621年），从括苍县分出部分地区设置了松阳县。武德八年（625年），松阳县又并入括苍县。贞观元年（627年），再次从括苍县分出设置松阳县。此后，松阳县的建制基本稳定，不再并入括苍县。景云二年（711年），从括苍县分出部分地区设置了青田县。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从括苍县和永康县各分出部分地区设置了缙云县。经过这几次分置，唐代中期以后，括苍县的辖境已经大大缩小，主要包括今天的丽水市区和武义县南部一带。

从上述历史地理沿革可以看出，叶法善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当时括苍县的辖境非常辽阔，包括今天的松阳、武义南部等地。叶法善卒于唐开元八年（720年），此时松阳县已经从括苍县分出（贞观元年，627年），但武义县南部仍然属于括苍县的范围。因此，从严格的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叶法善在世时，松阳和武义南部在大部分时间里属于不同的县（松阳县和括苍县）。然而，由于叶法善的主要活动区域横跨松阳和武义南部两地，且两地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关于叶法善的具体出生地仍然存在争议。

三、松阳说：卯山脚下的道教圣地

主张叶法善出生于松阳的学者，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史料：

第一，卯山是叶法善自幼学道、毕生修道的圣地。卯山位于松阳县古市镇东北，距县城约十二公里，山势平缓，状若覆盆，是浙南著名的道教名山。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自幼在卯山学道，十三岁便因道法高深而闻名乡里”。卯山上保存有通天宫遗址、天师殿、俭公祠、白鹤洞、试剑石、点易亭、通海古井、浴丹池、紫霞宫遗址等众多与叶法善相关的历史遗迹，是浙西南地区叶法善道教遗迹最集中的地方。这些遗迹的存在，表明卯山与叶法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叶法善一生修道的主要场所。

第二，叶氏家族墓地在松阳卯山脚下。据《叶氏宗谱》和《松阳县志》记载，叶氏家族从东汉末年叶望南迁开始，就定居在松阳卯山脚下，世代繁衍，成为当地望族。叶氏家族的墓地也在卯山脚下，安葬着从东汉到清代的叶氏先祖，其中包括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父亲叶慧明，以及叶法善本人的墓葬。叶法善仙逝后，其弟子遵照遗命，将其遗体归葬括苍卯山叶氏家族墓地。这些家族墓地的存在，是叶法善家族定居松阳的有力证据。

第三，松阳古市镇是叶氏家族的聚居地。古市镇位于松阳县西北部，距县城约十二公里，是松阳县最早的县治所在地，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199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历史。古市镇背靠卯山，面临松阴溪，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松阳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叶氏家族从东汉末年开始定居古市镇，世代繁衍，成为当地最大的姓氏之一。古市镇内保存有叶氏宗祠、古街巷、古民居等众多与叶氏家族相关的历史遗迹，是叶氏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四，大量方志和族谱记载叶法善为松阳人。《松阳县志》（明嘉靖版、清顺治版、清光绪版）均明确记载叶法善为松阳人。《处州府志》（明万历版、清雍正版、清光绪版）也记载叶法善为松阳人。《浙江通志》（清雍正版、清光绪版）同样记载叶法善为松阳人。此外，各种版本的《叶氏宗谱》也都记载叶法善为松阳卯山人。这些方志和族谱的记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支持叶法善出生于松阳的说法。

四、武义说：全塘口村的祖宫所在地

主张叶法善出生于武义的学者，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史料：

第一，冲真观是叶法善的祖宫。冲真观位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始建于唐代，原名宣阳观，是叶法善的故宅。开元五年（717年），叶法善以百岁高龄奏请归乡，将故宅改置为道观，取名”宣阳观”。开元八年（720年），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下诏将宣阳观改扩建，赐名”冲真观”，并亲撰《叶尊师碑》以纪念。冲真观由此成为叶法善的祖宫，地位尊崇，是浙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冲真观内保存有丹井、剑履冢等历史遗迹，以及大历铜钟、丁丁碑等珍贵文物。冲真观作为叶法善的故宅和祖宫，是叶法善出生于武义全塘口村的最直接证据。

第二，全塘口村是叶法善的出生地。据《宣平县志》（明成化版、清乾隆版、清道光版）记载，叶法善出生于宣平县全塘口村（今属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位于武义县南部，距县城约四十公里，地处宣平溪上游，四周群山环抱，溪水潺潺，环境清幽。全村以叶姓为主，是江南叶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村内保存有冲真观遗址、叶氏宗祠、古民居等历史遗迹，以及《叶氏宗谱》等家族文献。这些遗迹和文献的存在，表明全塘口村与叶法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三，叶法善的祖父和父亲墓葬在武义。据《宣平县志》和《叶氏宗谱》记载，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叶有道）和父亲叶慧明的墓葬都在武义全塘口村附近。叶国重墓前立有《叶有道碑》（丁丁碑），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丹。叶慧明墓前立有《叶慧明碑》，由李邕撰文、韩择木书丹。这两通著名的唐代碑刻，长期保存在武义全塘口村冲真观内，是叶法善家族定居武义的有力证据。

第四，牛头山是叶法善炼丹飞升的道教圣山。牛头山位于武义县西南部，主峰海拔1560米，是浙中地区最高峰，山势雄峻，云雾缭绕，宛如仙境。相传叶法善曾在牛头山修道炼丹，最终在此飞升成仙。牛头山上保存有天师殿、丁丁碑、炼丹池、试剑石、升仙台等众多与叶法善相关的历史遗迹，是浙西南地区叶法善道教遗迹的重要分布地。牛头山作为叶法善炼丹飞升的道教圣山，是叶法善与武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又一证据。

五、史料辨析：两种说法的比较与评估

通过对松阳说和武义说两种观点的史料依据进行比较和评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两种说法都有较为充分的史料依据，并非空穴来风。松阳说有卯山道教遗迹、叶氏家族墓地、古市镇叶氏聚居地、大量方志族谱记载等证据；武义说有冲真观故宅祖宫、全塘口村出生地、祖父父亲墓葬、牛头山道教圣山等证据。两种说法的证据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也是这桩学术公案持续千年而未能定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两种说法的证据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松阳说的证据更多地侧重于叶法善的修道活动和家族墓地，表明卯山是叶法善一生修道的主要场所和最终归宿地；武义说的证据更多地侧重于叶法善的故宅和出生地，表明全塘口村是叶法善的出生和成长之地。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出生在一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修道和安葬，这并不矛盾。因此，两种说法可能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各有侧重。

第三，从时间先后和历史沿革来看，叶法善出生时（616年），松阳和武义南部都属于括苍县；叶法善在世时，松阳县于贞观元年（627年）从括苍县分出，而武义南部仍属于括苍县。因此，如果叶法善出生于全塘口村，那么他在唐代的籍贯就是括州括苍县（今武义南部）；如果叶法善出生于古市镇，那么他在唐代的籍贯就是括州松阳县（今松阳）。正史记载叶法善为”括州括苍人”，这似乎更支持武义说，因为武义南部在唐代属于括苍县，而松阳在唐代属于松阳县。然而，正史的记载可能只是笼统地称叶法善为括州人，并不一定精确到县，因此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叶法善出生于武义。

第四，从叶氏家族的迁徙和分布来看，叶氏家族从东汉末年开始定居松阳古市镇，世代繁衍，是当地的望族。到了隋唐时期，叶氏家族人口繁衍，部分族人可能从古市镇迁往附近的全塘口村等地居住。因此，叶法善的祖父和父亲可能已经迁居全塘口村，叶法善出生于全塘口村，但他的祖籍仍然是松阳古市，他的主要修道活动和最终安葬地也在松阳卯山。这种解释可以调和松阳说和武义说之间的矛盾，也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

六、结论：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通过对叶法善出生地和籍贯的系统考据和辨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叶法善的出生地很可能在今天的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冲真观作为叶法善的故宅和祖宫，是叶法善出生于全塘口村的最直接证据。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和父亲叶慧明的墓葬都在武义，也支持这一结论。正史记载叶法善为”括州括苍人”，而武义南部在唐代属于括苍县，这也与全塘口村的地理位置相符。

第二，叶法善的祖籍和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松阳县古市镇卯山一带。叶氏家族从东汉末年开始定居松阳古市镇，世代繁衍，是当地的望族。卯山是叶法善自幼学道、毕生修道的圣地，山上保存有众多与叶法善相关的历史遗迹。叶氏家族墓地在松阳卯山脚下，叶法善仙逝后也归葬于此。这些都表明松阳卯山与叶法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三，松阳和武义都是叶法善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不必强求一个唯一的出生地。叶法善的一生横跨松阳和武义两地，两地都保存有丰富的叶法善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两地共同构成了叶法善文化的完整图景，都是叶法善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将松阳和武义都视为叶法善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共同保护和传承叶法善道教文化遗产。

叶法善的出生地和籍贯之争，表面上是一个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地方文化认同和文化资源分配的问题。在今天的文化旅游开发中，各地都希望将历史文化名人纳入自己的文化版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尊重历史事实，避免为了争夺文化资源而歪曲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和传承好叶法善道教文化遗产，让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一、问题的提出

叶法善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历经五朝，被尊为”帝师”，封越国公。然而，关于这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份和享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旧唐书》本传称”年一百五岁卒”，但未载具体生年；《新唐书》本传亦称”年百有五岁”，同样未详生年。宋代以降，各类方志、族谱、笔记小说中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记载日益增多，但彼此之间矛盾抵牾之处甚多，有说生于隋开皇年间者，有说生于隋大业年间者，有说享年一百零五岁者，有说享年一百二十岁者，甚至有说享年一百五十岁者，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叶法善的生卒年和享年，是研究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的基础。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卒年都无法确定，那么对其一生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因此，对叶法善的生卒年和享年进行系统的考据和辨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基础，结合《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叶尊师碑》《叶有道碑》等唐代碑刻和《松阳县志》《宣平县志》等地方志书，对叶法善的生卒年和享年进行全面的史料比对和深入的考据辨析，以期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二、正史记载：《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表述

在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所有史料中，正史的记载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叶法善传》载：”叶法善，字道元，括州括苍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开元八年卒，年一百五岁。”

《新唐书》卷二百零四《方技传·叶法善传》载：”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鬼物。高宗闻其名，召诣京师，欲官之，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内道场。……睿宗立，言法善有冥助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舍景龙观，追赠其父歙州刺史。……开元八年卒，年百有五岁。”

从上述两段正史记载可以看出，《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叶法善卒年和享年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卒于开元八年（720年），享年一百零五岁。两部正史都没有明确记载叶法善的生年，但根据卒年和享年可以推算出，叶法善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这一推算结果与道藏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详见下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记载叶法善生平时，都特别提到了”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这一事件。显庆是唐高宗的年号，使用时间为656—661年。如果叶法善生于616年，那么他在显庆年间被征召入京时，年龄大约在40—45岁之间，这与一个道士已经学有所成、声名远播的年龄是相符的。如果叶法善生于更早的开皇年间（581—600年），那么他在显庆年间被征召入京时已经五六十岁甚至更老，这与”少传符箓””高宗闻其名”的记载不太相符。因此，从叶法善被征召入京的时间来看，他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也是合理的。

三、道藏文献：《唐叶真人传》的详细记载

在道藏文献中，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唐叶真人传》。该书是唐代道教徒为叶法善所作的传记，是研究叶法善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唐叶真人传》载：”真人讳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南阳人也。……生于隋大业十二年丙子岁三月三日。……开元八年庚申岁六月三日，真人于长安景龙观忽谓弟子曰：’吾将去矣。’遂沐浴更衣，焚香端坐，羽化而逝，春秋一百五。”

这段记载非常详细，不仅明确记载了叶法善的生年（隋大业十二年，即616年）、生日（三月三日），还明确记载了卒年（唐开元八年，即720年）、卒日（六月三日）和享年（一百零五岁）。这一记载与正史的推算结果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叶法善生于616年、卒于720年、享年105岁的结论。

《唐叶真人传》中关于叶法善生日为三月三日的记载，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三月三日是道教的重要节日，相传是道教神仙真武大帝的诞辰，也是道教传统的”上巳节”。将叶法善的生日定在三月三日，显然是道教徒为了神化叶法善而有意为之，表明叶法善生来就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这一记载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叶法善在道教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除了《唐叶真人传》外，道藏中的其他文献也有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记载。《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九《叶法善传》载：”叶法善，字道元，括州括苍人也。生于隋大业十二年，卒于唐开元八年，年一百五岁。”《三洞群仙录》卷十亦载：”叶法善，括苍人，生于隋大业十二年，卒于唐开元八年，寿一百五。”这些道藏文献的记载与《唐叶真人传》基本一致，都确认了叶法善生于616年、卒于720年、享年105岁的事实。

四、碑刻资料：《叶尊师碑》的佐证

在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史料中，唐代碑刻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唐玄宗亲撰的《叶尊师碑》（全称《大唐故鸿胪卿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是研究叶法善生平最重要的碑刻资料。该碑立于开元八年（720年）叶法善仙逝后不久，由唐玄宗亲自撰文，记载了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羽化经过。

《叶尊师碑》载：”师讳法善，字道元，括州括苍人也。……春秋一百有五，开元八年六月三日，尸解于京师景龙观之修静院。”这段记载明确指出了叶法善的享年（一百有五）和卒年卒日（开元八年六月三日），与正史和道藏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虽然碑文没有明确记载叶法善的生年，但根据卒年和享年可以推算出，叶法善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

《叶尊师碑》作为唐玄宗亲撰的碑文，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唐玄宗是叶法善的同时代人，且对叶法善尊崇有加，两人关系密切。因此，唐玄宗在碑文中关于叶法善享年和卒年的记载，应该是准确可靠的。这一碑刻资料的存在，为叶法善生于616年、卒于720年、享年105岁的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除了《叶尊师碑》外，《叶有道碑》（丁丁碑）和《叶慧明碑》中也有关于叶法善家族世系和生平的记载。《叶有道碑》载：”孙法善，道门领袖，帝者宗师，封越国公，鸿胪卿。”《叶慧明碑》载：”有子法善，道门之望，朝野所宗。”这些碑刻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叶法善的生卒年，但它们证实了叶法善的家族世系和历史地位，与正史和道藏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为叶法善生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辅助资料。

五、方志与族谱：异说的来源与辨析

与正史、道藏和碑刻的一致记载不同，地方志书和族谱中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记载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这些异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生于隋开皇六年（586年）说。《松阳县志》（清光绪版）载：”叶法善，生于隋开皇六年，卒于唐开元八年，年一百三十五岁。”这一说法将叶法善的生年提前到了开皇六年，享年也相应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五岁。然而，这一说法与正史、道藏和碑刻的记载均不符，且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应为后人的附会和夸大。

第二，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说。《宣平县志》（清乾隆版）载：”叶法善，生于隋开皇十五年，卒于唐开元八年，年一百二十六岁。”这一说法同样将叶法善的生年提前，享年增加到一百二十六岁。这一说法也与正史等可靠史料的记载不符，不足为信。

第三，生于陈太建年间（569—582年）说。一些《叶氏宗谱》中记载叶法善生于南朝陈太建年间，享年一百四十余岁甚至一百五十岁。这一说法最为夸张，将叶法善的生年提前到了南朝时期，享年也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余岁。这一说法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和神化，完全不可信。

那么，这些异说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道教文化中”长生久视”观念的影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因此在道教人物的传记中，往往会夸大其寿命，以显示其道行高深。叶法善作为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自然也不例外。道教徒和民间信众为了神化叶法善，有意将其生年提前、享年增加，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仙风道骨”。

其次，族谱修纂中的”攀附”和”夸饰”传统。在中国传统族谱的修纂中，普遍存在着”攀附显贵”和”夸饰祖先”的现象。叶氏家族在修纂宗谱时，为了抬高家族的地位和声望，有意将祖先叶法善的寿命夸长，以显示家族的”仙气”和”福泽”。这种现象在传统族谱中非常普遍，需要研究者进行审慎的辨析。

再次，不同历史时期纪年方式的混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使用不同的年号和纪年方式，后人在追述历史时，容易出现纪年的混淆和错误。例如，隋代有开皇、仁寿、大业等年号，唐代有武德、贞观、显庆、开元等年号，后人在追述叶法善的生平时，可能会将不同的年号混淆，导致生年记载的错误。

综上所述，方志和族谱中关于叶法善生卒年的异说，主要是由于道教文化的影响、族谱修纂的夸饰传统和纪年方式的混淆等原因造成的，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不足为信。在研究叶法善的生卒年时，应该以正史、道藏和碑刻等可靠史料为准。

六、享年105岁的历史合理性分析

叶法善享年105岁，这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高寿的，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更是极为罕见。那么，叶法善享年105岁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唐代有高寿道士的先例。在唐代，道士长寿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据《旧唐书·方伎传》和《新唐书·方技传》记载，唐代有许多道士都活到了很高的年龄，如张果（传说中的八仙之一）”自言数百岁”，孙思邈”年百余岁”，司马承祯”年八十九”，潘师正”年九十八”，等等。这些道士虽然不一定都像叶法善那样活到105岁，但高寿在唐代道士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叶法善作为唐代最著名的道士之一，精研养生之术，活到105岁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叶法善的生活方式有利于长寿。叶法善一生修道，注重养生，其生活方式非常健康。他坚持辟谷、导引、行气等道教养生术，饮食清淡，作息规律，心态平和，这些都有利于延年益寿。此外，叶法善长期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山区修道，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也有利于身体健康。虽然叶法善后半生在宫廷中度过，但他始终保持着道士的生活习惯，不饮酒、不食肉、不近女色，这些都有助于他的长寿。

第三，正史和碑刻的记载具有可靠性。如前所述，《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正史和唐玄宗亲撰的《叶尊师碑》都明确记载叶法善享年105岁。这些史料的作者都是叶法善的同时代人或接近同时代的人，且具有较高的史学素养和官方背景，其记载应该是准确可靠的。特别是《叶尊师碑》，作为唐玄宗亲撰的碑文，其权威性和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可以与享年相互印证。如前所述，叶法善在显庆年间（656—661年）被唐高宗征召入京，如果他生于616年，那么当时他大约40—45岁，正值年富力强、学有所成的年龄，这与”高宗闻其名”的记载相符。叶法善在先天二年（713年）被封为越国公，如果他生于616年，那么当时他已经97岁，这虽然年龄很大，但对于一个精研养生之术的道士来说，并非不可能。叶法善在开元五年（717年）以101岁高龄归乡，在开元八年（720年）以105岁高龄仙逝，这些事迹都与他的享年相互印证，具有历史合理性。

七、结论

通过对正史、道藏、碑刻、方志和族谱等各类史料的系统比对和深入辨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叶法善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卒于唐开元八年（720年），享年一百零五岁。这一结论得到了《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正史、《唐叶真人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藏文献以及唐玄宗亲撰的《叶尊师碑》等唐代碑刻的一致证实，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第二，地方志书和族谱中关于叶法善生于开皇年间甚至南朝时期、享年一百二十余岁甚至一百五十岁的说法，主要是由于道教文化的影响、族谱修纂的夸饰传统和纪年方式的混淆等原因造成的，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不足为信。

第三，叶法善享年105岁在唐代具有历史合理性。唐代有高寿道士的先例，叶法善的生活方式有利于长寿，正史和碑刻的记载具有可靠性，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可以与享年相互印证。

叶法善的生卒年和享年，是研究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的基础。本文通过系统的史料比对和深入的考据辨析，厘清了长期以来关于叶法善生卒年和享年的种种争议，为叶法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当然，由于史料的限制，关于叶法善生平的一些具体细节（如确切的生日、卒日等）还存在一些争议，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但叶法善生于616年、卒于720年、享年105岁这一基本结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一、引言：一个道教世家的历史谜团

唐代道教宗师叶法善（616—720），历经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被尊为”帝师”，封越国公，是唐代最著名的道教人物之一。然而，关于叶法善的家族世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旧唐书》本传仅称”叶法善，字道元，括州括苍人”，未详其世系；《新唐书》本传亦仅言”字道元，本出南阳”，语焉不详。宋代以降，随着叶法善民间信仰的兴盛，各类方志、族谱、碑刻中关于其家族世系的记载日益丰富，但彼此之间矛盾抵牾之处甚多，给后世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本文以《旧唐书》《新唐书》《唐叶真人传》等正史和道藏文献为基础，结合《叶有道碑》（丁丁碑）、《叶慧明碑》、《叶尊师碑》等唐代碑刻，以及《松阳县志》《宣平县志》《处州府志》等地方志书和《叶氏宗谱》等家族文献，对叶法善的家族世系进行系统的考据和梳理，辨析史料记载的差异，厘清叶氏家族从北方南迁江南、从官宦世家转为道教世家的历史脉络，以期为叶法善研究和浙西南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可靠的世系基础。

二、姓氏源流：叶氏的起源与南阳郡望

叶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叶氏，旧音摄，后世与木叶同音。风俗通：楚沈尹戌生诸梁，食采于叶，因氏焉。”这是关于叶姓起源最权威的记载。春秋时期，楚庄王的曾孙沈尹戌，在楚昭王时任左司马，战功卓著。沈尹戌之子沈诸梁，字子高，因功被封于叶邑（今河南省叶县南），人称”叶公”。叶公在叶邑治水兴农，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其后裔遂以封地为姓，称叶氏，尊沈诸梁（叶公）为叶姓始祖。

叶公沈诸梁的后裔在叶邑一带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秦汉时期，叶氏族人开始向四周迁徙，其中一支迁往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逐渐形成了叶姓的南阳郡望。南阳叶氏在汉代人才辈出，官宦不绝，成为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有叶调者，曾任光禄大夫；叶望者，曾任太中大夫。这些记载虽然简略，但足以证明南阳叶氏在汉代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关于叶法善家族的郡望，《新唐书》本传称”本出南阳”，《唐叶真人传》亦载”其先南阳人也”。这一记载与叶姓的南阳郡望相吻合，说明叶法善家族确实出自南阳叶氏这一古老的世家大族。然而，从南阳叶氏到叶法善的直系祖先，中间的世系传承在正史中缺乏明确的记载，需要通过碑刻、方志和族谱等资料进行考证和补全。

三、南迁江南：叶望与叶氏家族的初迁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中原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浪潮。南阳叶氏家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南迁。据《叶氏宗谱》和《松阳县志》记载，东汉建安二年（197年），叶望（字世贤）为避战乱，率族人从山东青州南迁，辗转来到括苍山脉的卯山脚下（今浙江省松阳县古市镇），见此地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遂定居于此。叶望被尊为江南叶氏的始祖，其定居的卯山一带也成为江南叶氏的发源地。

关于叶望南迁的时间和路线，史料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叶氏宗谱》称建安二年（197年）从青州南迁，而《松阳县志》则称”汉末避乱南迁”，未详具体年份。有学者根据《后汉书》中关于叶望曾任太中大夫的记载，推测叶望南迁的时间应在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与宗谱记载基本吻合。关于南迁的路线，宗谱称从青州出发，经徐州、扬州，渡长江南下，再经浙东地区到达括苍山脉。这一路线与东汉末年中原士族南迁的主要路线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叶望定居卯山后，叶氏家族在松古平原上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叶望之子叶遂，曾任会稽郡太守；叶遂之子叶允，曾任临海郡太守；叶允之子叶信，曾任东阳郡太守。叶氏家族在魏晋时期世代为官，地位显赫，是浙南地区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然而，关于这一时期叶氏家族的世系传承，正史记载极为简略，主要依赖《叶氏宗谱》等家族文献。这些宗谱虽然存在一定的后人追述和附会成分，但其中关于世系传承的基本框架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需要结合其他史料进行审慎的考证和辨析。

四、四世修道：从叶国重到叶法善的道教传承

叶氏家族定居江南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从官宦世家向道教世家转变。这一转变与当时江南地区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江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上清派、灵宝派、正一派等道派相继兴起，许多世家大族都信奉道教，出现了”天师道世家”的现象。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丹阳葛氏、吴郡陆氏等，都是著名的道教世家。叶氏家族在这一时期也逐渐接受了道教信仰，开始了家族内部的道教传承。

关于叶氏家族道教传承的具体起点，史料记载不甚明确。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曾祖道兴，祖国重，父慧明，皆有道术，为当时道士所宗”。这一记载表明，至少从叶法善的曾祖父叶道兴开始，叶氏家族就已经有了道教传承。叶道兴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道士，精研道术，擅长符箓和炼丹，在浙南地区颇有声望。叶道兴之子叶国重（字有道），继承家学，精研道术，成为隋代著名的道士。叶国重之子叶慧明（字德昭），继承父业，精研道法，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叶慧明之子叶法善，继承家学，发扬光大，成为唐代最著名的道教宗师之一。叶氏家族从叶道兴到叶法善，连续四代修道，形成了完整的道教世家传承体系，这在中国道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叶道兴、叶国重、叶慧明三代人的生平事迹，正史记载极为简略，主要依赖《唐叶真人传》、《叶有道碑》、《叶慧明碑》等道藏文献和碑刻资料。《唐叶真人传》载：”曾祖道兴，隐居不仕，以道术济人，乡里赖之。祖国重，字有道，有道术，能役使鬼神，驱邪治病，隋大业中，炀帝召入京师，赐号’有道先生’。父慧明，字德昭，亦有道术，唐武德中，授歙州刺史，不就，隐居修道。”这些记载虽然带有一定的道教神秘色彩，但其中关于三代人基本生平的记载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叶有道碑》（即丁丁碑）是研究叶国重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该碑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丹，碑文详细记载了叶国重的生平事迹和道法传承。碑文称叶国重”禀气纯和，体道真素，少怀仙志，长习道术，能役使鬼神，驱邪治病，乡里赖之者众矣”。碑文还记载了叶国重在隋代被炀帝征召入京、赐号”有道先生”的事迹，以及他晚年归乡隐居、修道授徒的经历。《叶慧明碑》则由李邕撰文、韩择木书丹，碑文记载了叶慧明的生平事迹，称其”继承父业，精研道法，能符箓治病，驱邪避祸，深受百姓爱戴”。这两通碑刻是研究叶氏家族道教传承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五、叶法善的生平与时代

叶法善，字道元，又字太素，生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卒于唐开元八年（720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关于叶法善的生年和享年，史料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旧唐书》本传称”年一百五岁卒”，《新唐书》本传亦称”年百有五岁”，《唐叶真人传》则详载”生于隋大业十二年丙子岁，卒于唐开元八年庚申岁，春秋一百五”。这些记载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叶法善生于616年，卒于720年，享年105岁。然而，也有一些方志和族谱记载叶法善生于隋开皇年间，享年一百二十余岁，这些说法与正史和道藏的记载不符，应为后人的附会和夸大，不足为信。

叶法善自幼聪慧过人，深受家族道教传统的熏陶。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七岁涉江而溺，人皆谓已死，后三日还家，言有青童引之，造蓬莱宫，见老君，赐以仙药，由是遂得道”。这一记载虽然带有浓厚的道教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叶法善自幼与道教结缘的事实。叶法善十三岁时，便因道法高深而闻名乡里。他继承了家族四代人的道教传承，精研符箓、炼丹、辟谷、导引等道术，尤其擅长符箓驱邪和治病救人，在浙南地区颇有声望。

唐高宗时期，叶法善应召入京，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廷道士生涯。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叶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皆为帝师，尊宠无比”。叶法善在宫廷中，以其高深的道法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受五代皇帝的尊崇和信任。他不仅为皇帝治病消灾、祈福延寿，还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对唐代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玄宗时期，叶法善被封为越国公，成为唐代地位最高的道士之一。

叶法善虽然身居宫廷，但始终不忘故土。开元五年（717年），叶法善以百岁高龄奏请归乡，唐玄宗准奏。他回到括苍故里，将故宅改置为道观，取名”宣阳观”（后唐玄宗赐名”冲真观”），作为修道授徒之所。开元八年（720年），叶法善在长安景龙观仙逝，享年一百零五岁。唐玄宗下诏将其遗体归葬括苍，并亲撰《叶尊师碑》以纪念。叶法善的一生，跨越了隋末唐初到盛唐的历史时期，见证了唐代从立国到鼎盛的全过程，是唐代道教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六、史料辨析：关于叶法善家族世系的几桩公案

在叶法善家族世系的研究中，有几个长期以来争议不断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辨析和考证。

第一，关于叶法善的籍贯问题。《旧唐书》本传称”括州括苍人”，《新唐书》本传亦称”括州括苍人”。然而，唐代的括州括苍县，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一带，包括今天的丽水市区、松阳县、遂昌县、武义县南部等地。叶法善的具体出生地究竟在今天的哪个县市，历来存在争议。松阳县认为叶法善出生于松阳县古市镇卯山脚下，武义县则认为叶法善出生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唐代括苍县的辖境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调整，松阳和武义南部在唐代都属于括苍县的范围。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叶法善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家族墓地都在松阳卯山一带，而武义全塘口村则是叶法善祖宫冲真观的所在地。两地都与叶法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必强求一个唯一的出生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将叶法善的籍贯表述为”唐括州括苍县（今浙江松阳、武义一带）”更为准确和客观。

第二，关于叶法善的师承问题。叶法善的道教传承，既有家族内部的世代传承，也有外部的师承关系。关于叶法善的外部师承，《唐叶真人传》记载了多位师父，包括”茅山宗十三代宗师司马承祯””上清派道士潘师正”等。然而，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历来受到学者的质疑。司马承祯（647—735）和潘师正（585—682）都是唐代著名的上清派道士，与叶法善同时代，但从年龄和活动区域来看，叶法善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师承关系，缺乏可靠的史料证据。有学者认为，《唐叶真人传》中关于叶法善师承的记载，可能是后世道教徒为了抬高叶法善的地位而附会的，将当时著名的道士都列为叶法善的师父。从可靠的史料来看，叶法善的道教传承主要来自家族内部的世代传承，其道法以符箓、驱邪、治病、炼丹为主，属于正一道系统，与上清派的存思、诵经、修持传统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叶法善的师承时，应该以家族传承为主，对外部师承的记载持审慎的态度。

第三，关于叶法善”越国公”封号的问题。《旧唐书》本传称”玄宗即位，征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新唐书》本传亦称”玄宗时，拜鸿胪卿，封越国公”。然而，关于叶法善受封越国公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史料记载不甚明确。有学者根据《唐叶真人传》和《叶尊师碑》的记载，推测叶法善受封越国公是在开元初年，原因是叶法善在唐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叶法善在唐睿宗和唐玄宗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叶法善受封越国公主要是因为其道法高深、为皇室祈福消灾的功劳，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不大。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据来加以证明。

第四，关于叶法善的著作问题。叶法善一生著述颇丰，据《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记载，叶法善著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周易参同契注》三卷、《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一卷、《坐忘论》一卷等著作。然而，这些著作大多已经亡佚，现存的只有《叶真人传》中引用的一些片段和《全唐诗》中收录的几首诗。关于这些著作的真伪和价值，历来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老子道德经注》和《周易参同契注》可能是叶法善的真迹，具有重要的道教哲学和炼丹术价值；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著作可能是后世道教徒托名叶法善所作，需要进行深入的文献考证。叶法善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叶法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

七、叶氏家族的后裔与分布

叶法善仙逝后，叶氏家族在浙西南地区继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繁衍，分布日益广泛。叶法善之子叶元尚，继承父业，修道授徒，是唐代著名的道士。叶元尚之后，叶氏家族分为若干支派，主要分布在松阳、武义、遂昌、丽水、青田等地，成为浙南地区最大的姓氏之一。据《叶氏宗谱》记载，叶氏家族在宋元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浙南地区的望族，人才辈出，官宦不绝。宋代有叶梦得者，曾任翰林学士；叶适者，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这些叶氏名人虽然不一定都是叶法善的直系后裔，但都出自江南叶氏这一大家族，与叶法善家族有着共同的祖先。

明清时期，叶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壮大，人口大量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浙南地区外，叶氏族人还迁往浙江其他地区以及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地，成为南方地区最常见的姓氏之一。在松阳、武义等地，叶氏家族仍然保留着浓厚的道教传统和家族文化，每年清明节和叶法善诞辰日，叶氏后裔都会齐聚卯山天师殿和冲真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缅怀叶法善的功德。这些传统习俗代代相传，至今不衰，成为叶氏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口的流动，叶氏家族的分布更加广泛，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然而，无论身在何处，叶氏后裔都以自己是叶法善的后代为荣，积极参与叶法善道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近年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叶氏后裔纷纷回到松阳卯山和武义冲真观寻根问祖，捐资修缮祖庙，编纂宗谱，举办祭祖大典，为叶法善道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结语：道教世家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叶法善家族从东汉末年叶望南迁江南，到唐代叶法善成为五代帝师、一代道教宗师，历经了五百余年的历史传承。在这五百余年中，叶氏家族从一个北方南迁的官宦世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世代修道的道教世家，形成了连续四代修道的独特家族传统。这一转变不仅是叶氏家族自身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道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首先，叶法善家族的道教传承，是中国道教史上罕见的连续四代修道的实例。在中国道教史上，虽然有许多道教世家，但连续四代修道、且每一代都有较高成就的例子极为罕见。叶氏家族从叶道兴到叶法善，连续四代修道，代代相传，形成了完整的道教传承体系，这在中国道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传承体系不仅保证了道教道法的延续和发展，也为研究中国道教的家族传承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例。

其次，叶法善家族的历史变迁，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江南地区道教的发展历程。叶氏家族从官宦世家向道教世家的转变，与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叶法善在唐代宫廷中的尊崇地位，反映了唐代道教在皇室和上层社会中的影响力。叶法善家族的历史，是江南道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对于研究中国道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叶法善家族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氏家族在长期的道教传承中，积累了丰富的道教文化遗产，包括符箓、炼丹、医药、音乐、科仪等多个方面。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道教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叶法善家族的历史传承，对于今天的家族文化建设和乡土文化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叶氏家族历经一千八百余年，至今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家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这在当代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叶氏家族的传承经验，对于今天的家族文化建设和乡土文化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叶法善家族世系的源流考证，不仅是一个家族历史的梳理，更是对中国道教史、江南地域文化史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的一次深入探索。通过对叶法善家族世系的系统考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叶法善的生平事迹和道教思想，更全面地认识唐代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更深刻地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意义所在。